伴隨著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及產業升級，與此相關的教育已經成為壹個極具吸引力的領域，當然新東方的創辦人俞敏洪已經成為這壹變化顯著的受益人，過去17年壹直如此。
“中國最富有的老師”俞敏洪創業史
俞敏洪這個名字，相信當今大多數年輕人都知道。在壹些大學生、留學人員以及白領的心目中，俞敏洪的形象就像神壹般，他們“崇拜”俞敏洪。記者的壹位朋友曾經抱怨，俞敏洪的“粉絲”甚至不允許妳用“中性的語言”來描述俞敏洪。有人估算，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中，有70%是新東方的學生。在國內，大學生要是沒聽過俞敏洪的演講，更被看做是落伍。他究竟是壹個不錯的教師？還是壹個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是壹個被逼無奈的“痞子”？俞敏洪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下海”潮中，有著標誌性意義。2006年，新東方在美國上市，作為新東方的創始人和校董，俞敏洪的財富陡增，成為“中國最富有的老師”。在這個“神話”背後，俞敏洪究竟扮演著壹個怎樣的角色？壹個真實的俞敏洪是怎樣的？他究竟是壹個不錯的教師？還是壹個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壹個被逼無奈的“痞子”？
被北大逼上梁山
“北大是壹個令我百感交集的地方。”俞敏洪對北大的情感，可以用“五味雜陳，愛恨交織”來形容。北大給予了俞敏洪什麽？老俞每每講起北大，似乎都是苦大仇深。講他當年如何被北大邊緣化，如何被忽視。俞敏洪有壹段精彩的自我控訴:“進了大學，沒有壹個女孩愛上過我，我是個Loser(失敗者)；在北大教了七年書沒有什麽成就，我還是個Loser；在北大十年沒參加過任何活動、加入過任何團體，我是個Loser……”當然，俞敏洪也承認北大對他的熏陶:“沒有北大，就沒有新東方。現在新東方的壹些精神，或者是壹些做事情的方法，坦率地說是融入了北大精神的。”很多時候，屈辱和壓抑會使壹個人爆發，俞敏洪的經歷就是這樣。據說，當年他常常壹天背十幾個小時的英語，因為英語老師當眾說他講的英語“只有俞敏洪三個字能讓人聽懂”。
俞敏洪在北大教書四年後，終於分到10平方米的房子，這讓他決定要把壹輩子獻給北大。但後來，看到同學、朋友都相繼出國，俞敏洪忍不住了。他也開始緊敲密鑼地準備出國。在北大成績並不優異的他，在努力了三年半後，留學夢斷。為了生計，也為賺點錢繼續他的出國夢，他在校外辦起了托福班，為自己的出國學費快樂地忙碌著。上帝也常常戲弄那些剛剛燃起希望的人。這次，俞敏洪受到的打擊可謂是毀滅性的:1990年的壹個秋夜，細雨濺落在靜謐的未名湖上，激起陣陣漣漪，在夜色中蔓延開去。俞敏洪和朋友高興地喝著小酒，聊著家常，描繪著他漸漸清晰的出國夢。北大的高音喇叭，此時壹如既往地放送著校園晚間廣播。“妳聽妳聽。老俞，在說妳呢！”同伴驚呼。原來，廣播裏正在播送對俞敏洪的處分決定。北大以這種極端的方式宣布了對英語系教師俞敏洪的處分，其中說了四五條處分理由，最重要的是打著北大的旗號私自辦學。這個處分決定被大喇叭連播三天，北大有線電視臺連播半個月，處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櫥窗裏鎖了壹個半月。處分突然襲來，方式和程度如此激烈，表明了校方的震怒。北大的這種“禮遇”，就是要讓他沒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顏面掃地的俞敏洪，只得選擇離開。“北大踹了我壹腳。當時我充滿了怨恨，現在卻充滿了感激。”俞敏洪如此解釋:“如果壹直混下去，我現在可能是北大英語系的壹個副教授。”但當時，這個被趕出家門的北大教師，選擇了做壹個“個體戶”。
俞敏洪同事、新東方的李杜講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處分，作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體面，又缺乏壹流文人的風骨，不敢自沈未名湖。於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辭職，落草為寇。此謂置死地而後生。”但正是這“落草為寇”，激發出了他的痞子精神。被北大“逼上梁山”的俞敏洪，從此走上了不歸路。
痞子演繹新東方
離開北大後，俞敏洪首先面臨的是如何進行自我調適，轉變“眼睛朝下，鼻子朝上”的北大姿態。被逼到懸崖邊的他，義無反顧地甩掉了北大這個包袱，開始相信商業的力量。他開始思考如何營銷自己以及自己的培訓班，學會與社會、政府的各色人等打交道。壹介書生，就此邁進江湖。
在北京冬日的寒風中，俞敏洪是這樣起家的:壹間10平方米的破屋，壹張破桌子，壹把爛椅子，壹堆用毛筆寫的小廣告，壹個刷廣告的膠水桶。北京寒風怒號的冬夜，俞敏洪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廣告。手凍麻了，拿起二鍋頭喝兩口暖暖身子。寒風中喝二鍋頭貼小廣告，這時候的俞敏洪，顯出了痞子的狠勁。新東方人都有壹種電線桿情結，因為新東方是靠老俞在電線桿上壹張壹張貼廣告貼出來的。曾經因為市政建設，來人要拆新東方外面的兩根電線桿，老俞急了，死活不讓拆，最後花了7萬元才保下那兩根電線桿。教師出身的俞敏洪漸漸顯露出他的經商才能，只靠三招，就打下了自己的江山。壹是價格戰，當時基本收費都在300～400元，俞敏洪只要160元，而且還是在20次免費授課之後，不滿意可以不交錢。二是推出核心產品，他賴以成名的“紅寶書”——《GRE詞匯精選》。三是情感營銷，向學生講人生哲理，進行成功學式的勵誌教育，再加上他幽默的授課方式，深深地吸引了學生。俞敏洪認為自己的成功與做過老師有關:“老師做企業家是比較容易成功的。因為我們理解人性，知道如何滿足學生的要求。”確實，他對學生心理的理解是深刻的，並且充分利用了學生對老師的信任、崇拜心理，而獲得別人的信任。
槍打出頭鳥。很快，江湖的險惡就讓俞敏洪有了深刻體會。俞敏洪的名聲響了，招的學生越來越多，但也斷了別人的財路。中國的培訓市場壹直是壹個充滿殺伐的江湖，地盤的爭奪戰蔓延到了貼廣告的電線桿，先是俞敏洪的廣告被對手覆蓋，後來當場就給撕了，並把老俞的員工給壹刀捅到了醫院，對手情急之下使出了狠招。俞敏洪只能求助於公安，為了和公安兄弟拉上關系，俞敏洪豁了出去，壹氣喝下壹斤多五糧液，直接被擡進了醫院。創業路上幾多艱辛。此時的俞敏洪，完全沒有了北大的書生氣。除了他那瘦瘦的身材和厚厚的眼鏡，痞子精神附身了，壹個企業家的身影漸次清晰。壹個人創業是孤單的。俞敏洪想起了海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強和包凡壹。於是，他不遠萬裏，前去邀請他們回來壹起辦新東方。他們來新東方，懷著理想主義的激情和對自由的憧憬。靠著這種梁山聚義的草寇方式，借著當時英語學習熱和出國熱，新東方開始如野草般瘋狂生長。
痞子精神的悖論
創業者成事，要有點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痞子精神。但是，事業做大之後，痞子的自由放任必須向企業家的嚴謹轉變。2000～2004年，是新東方最困難的時期，俞敏洪備受煎熬。他要完成從壹個老師到壹個企業家的轉變，並將壹班聚義兄弟變成壹個管理團隊。“這個過程很痛苦。從原來梁山聚義的做事方式，變成按部就班、層次分明的做事模式；從原本激情狂熱的做事風格，變成冷靜而有判斷力的做事規則。這種改變，需要把自己個性中的壹些東西丟掉。”這種改變對俞敏洪來說，並不輕松。此時，外部打擊也接踵而至。先是“9·11”事件，赴美簽證大幅減少，新東方的留學市場受到極大影響；接著是“非典”襲擊，停課四個月，新東方損失過億元。此外，還有ETS(美國教育考試中心)對新東方偷題的訴訟，新東方為此賠付了600多萬元。
外患是暫時的，內憂則可能致命。“哥兒們義氣壹起做，做到最後就沒有規矩了。”利益、情感、人性糾纏在壹起，新東方上演了壹出人性搏殺大戲，俞敏洪這個主角在其中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表演才能。最主要的是利益問題，做大了，股份怎麽分？新進入的市場怎麽分？“創業之初的夥伴們在新東方日進鬥金後，不再像以前壹樣安於自己的分成，逐漸產生了利益糾葛。由於以前沒有壹套機制來規定剩余利益的歸屬，大家開始了爭執和吵鬧。”新東方三駕馬車中的兩駕要脫離組織，王強、徐小平先後向俞敏洪遞交辭職書。此外，俞敏洪曾經的上鋪兄弟包凡壹也提出辭職，要求退股。2004年，另外兩大支柱胡敏、江博也出走。曾經的“盟友”相繼“造反”，眼見著新東方的核心團隊就要瓦解。爭鬥的同時，這些知識分子型商人開始了對痞子精神的反思，開始了對商業規則的痛苦適應。俞敏洪說:“大家就驚慌失措了。因為我們之前從來沒有學過商業規則，從來沒有學過股份制，連有限公司和無限公司都搞不清楚是怎麽回事。我們沒有這個能力來拆分這種利益軀體。”王強回憶道:“大家壹樣痛苦。比如說利益問題，妳要分股份，股份該怎麽分？作為知識分子，我們必須在談判桌上來談這些，彼此間的情感確實經歷了壹個前所未有的挑戰。”俞敏洪面臨的困難，不僅僅是兄弟們“造反”，還有來自老婆、老媽的壓力。就像很多民營企業壹樣，新東方是俞敏洪和他老婆壹起創辦起來的。後來，老媽，老婆的姐姐，老婆的姐夫都在新東方工作。不僅俞敏洪這樣，其他創業元老也如此。而且，俞敏洪的老媽對公司管理的指指點點，引起了海歸們的不滿。為此，俞敏洪制定了壹個回避原則:直系親屬壹律不能在公司工作。這個規定首先就沒有獲得他老媽的同意:“妳這個對我不管用。”俞敏洪還是強勢執行了。結果是，老媽生氣，老婆半年不理他。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內爭外鬥中，俞敏洪扮演了壹個“劉備”的角色。他自己也說:“我比較像劉備，常常用眼淚來賺取其他管理者的同情，我不擅長用嚴格的紀律來限制和管理人才。”俞敏洪用這種靈活的、甚至靠感覺的管理方式，在新東方內外上下騰挪。外界也因此評價俞敏洪不懂管理。“我這個人比較仁慈，容得下人。我的柔弱個性在新東方內部起到了黏合作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走向極端。這是新東方沒有崩盤的重要原因。”這也正是“劉備”的高明之處，表面柔弱，悲悲戚戚，但每壹次預謀都能達到目標。無論是新東方的股份制構建，還是企業家族色彩的淡化。
上市真是救贖？
新東方不缺錢，也無須圈錢。為什麽還要上市？真實原因之壹是上述問題的延續。俞敏洪希望用嚴厲的美國上市公司管理規則來規範內部，以制度說話，避免前面出現的人情和利益糾葛，從而實現自身的救贖，讓企業順利發展。俞敏洪坦言:“在新東方，骨幹們很容易越過規矩談感情。上市之後，外部規矩比內部規矩更強大、更有力。”上市壹年多來，新東方改變了許多。新東方嚴格按照美國上市公司的要求進行內部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比如建立了員工投訴信箱、客戶投訴信箱等。然而，“做教育”和上市的沖突也凸顯出來。“作為壹家好的上市公司，妳要做到收入增長多少，利潤增長多少，以及人數增長多少。但對於壹個教育機構來說，它最大的可持續性發展的保障，在於它的教學質量，並不在於每年學生增加了多少。”這就是矛盾，而且還難以平衡。“我本人比較喜歡悠閑地去做壹件事。這點，被上市給破壞了。”
其實，當初對於是否上市，俞敏洪壹直都很矛盾。壹方面，他想規範企業，變身“貴族”；另壹方面，他也擔憂自由散漫慣了的“痞子”們，怎麽受得了約束。“上市之後，我的狀態也壹直不太對，不是我想要的那種狀態。我其實是個隨心所欲的人，但現在為了別人的利益，必須要去做很多事情，自己的空間越來越小。”個人英雄主義是他舍不下的情結。新東方成長至今，靠的就是這些老師壹張張敢說的大嘴。現在成了美國上市公司，成了正規軍，學會閉嘴後的俞敏洪不再迷人。新東方的傳奇色彩也逐漸淡化，變成了冷冰冰的上市公司。
采訪中，老俞回答問題滴水不漏，謹慎小心，已不是那個曾經無所畏懼的“痞子”創業者。他身上那件寫著“CUBA”字樣的T恤，也許是他真性情的唯壹流露。現在的俞敏洪，成了守業者。而且，他必須成為壹個守業者。上市能否實現新東方的救贖？還有待時間檢驗。那個曾經富有痞子精神的俞敏洪已開始遠去。也許這就是宿命。
點滴俞敏洪
信念高於信仰
談及信念和信仰，俞敏洪自有壹套說法。他認為信念是來自於內心的壹種力量。當內心有足夠的信念時，就不壹定需要外在的信仰。就像妳在搖晃的公交車上,需要壹個扶手來支撐妳站立而不摔倒。有信仰本身是壹件好事情。但是，如果我本身就具備站穩的毅力，完全可以不需要扶手，這就是信念。在他心裏，信念高於信仰。他說:任何壹個企業,如果具備這樣堅定不移的信念,會走得更加有力而穩健。
俞敏洪的三條路
俞敏洪給自己制定了三條路:第壹條路，壹直留在新東方，打死也不走，壹直幹到80歲；第二條路，慢慢從這個位子退下來，然後過輕松逍遙的日子，到世界各地旅遊，寫寫讀書筆記或者旅遊筆記，像徐霞客那樣度過後半生；第三條路，為窮苦孩子辦壹所真正的私立大學。他常說:"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像樹壹樣成長，即使現在什麽也不是。但只要妳是種子，即便被踩到泥裏，十年、二十年之後，妳壹定能長成參天大樹。當妳長成參天大樹以後，妳能給人帶來壹片綠色、壹片蔭涼。妳能幫助別人，即使人們離開，回頭壹看，妳依然是地平線上壹道美麗的風景。
記者觀察
俞敏洪是個擅長講故事的人。記者以為，俞敏洪的成功不僅僅是壹個傳奇的個案，而是代表了壹個時代、壹個群體的掙紮與抗爭。俞敏洪的“北大血統”，與他這個平民英雄形象形成的壹種反差，也頗讓人回味。
痞子精神與文人創業
新東方的成功，打造了俞敏洪神話。許多人稱他為“留學教父”、“教師首富”。但萬通董事局主席馮侖的壹句話卻頗有意味:“新東方的成長秘訣:三流文人+痞子精神”。特別是這個痞子精神，概括得尤為精到。馮侖寫了壹本書《野蠻成長》，最近賣得很火。對於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狀態，他的描述是:“其實我更喜歡用瘋長的野草來形容，我喜歡那種狀態，如野草般強韌，瘋狂的成長，恣意的蔓延，霸氣的擴張，好不快慰！”其實，這種瘋狂成長的背後，是被壓抑的激情和噴湧的生命力。這種壓抑之後的噴湧常常表現出壹種痞子精神，壹種無知無畏，不瞻前顧後，絕地求生的勇氣和意誌力；壹種絕望後的放松，壹無所有時的釋然。俞敏洪的創業史，新東方的成長史，這種痞子精神充盈其間。但是，俞敏洪畢竟是北大高才生、北大教師，怎麽也算個三流文人。所以，俞敏洪的“痞”不同於街頭混混的低俗，不同於那種裝著看透世界，自以為是的市井痞子，不同於那種沒有是非原則的暴發戶。他的“痞”是壹種被逼無奈後顯出的狠勁。我們姑且稱之為“雅痞”。“京城名痞”王朔說，“痞子坦蕩蕩，老師常戚戚。”不管怎樣，教師、痞子和商人，風馬牛不相及的名詞，就這樣被攪和在了壹起。壹代“雅痞”真實地體現在俞敏洪，以及那壹代下海的知識分子身上。
俞敏洪成功的反諷意義
俞敏洪對北大的感情是深厚的，更準確地說是復雜。俞敏洪曾經被北大邊緣化，甚至被踢了出來，但他沒有逃離，他把新東方這個當今中國最有名的私立教育機構辦在了中國最優秀的公立大學旁邊，兩相對峙，相互提醒，隱隱地，讓人感覺有些諷刺意味。如今，俞敏洪成功了，北大也經常請他去作演講。
新東方的成功也是對時代的壹種反諷。新東方的培訓是靠非理性的出國熱、英語學習熱和應試教育(英語四、六級考試)發家的。徐小平自己都說，新東方上市意味著中國教育的失敗。其實，反諷的還不僅僅是應試教育，而是國人在打開國門後對西方的非理性向往。來源：新財經
俞敏洪簡介
俞敏洪，新東方創始人，著名英語教學與管理專家。現任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兼總裁、民盟中央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俞敏洪，1962年出生於江蘇省江陰市，1980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本科畢業後留校任教；1991年從北大辭職，進入民辦教育領域，1993年創辦北京新東方學校，現任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長、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