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最感人的故事有哪些？

他“逗樂了悲傷的中國”“5·12”汶川大地震中，薛梟被困廢墟80個小時。2008年5月15日晚上11時，他被救出來後的第壹句話是：“叔叔，我要喝可樂，冰凍的。”這壹幕被中央電視臺的鏡頭定格成了永恒，這位18歲的男孩有壹個可愛的名字“可樂男孩”，因為這句話，他被喻為“逗樂了悲傷的中國”的陽光男孩。盡管，這位熱愛打籃球的男孩因為右手臂傷情嚴重最終截肢，失去右臂。2018年4月2日，新都，最高氣溫逼近30℃。薛梟壹邊忙壹邊用壹只手擦汗：“妳看，這就是胖的煩惱，滿頭汗水，衣服壹天要換幾套。”如今他已經28歲了。入讀成都實驗外國語學校、保送上海財經大學金融與經濟專業，還未畢業就收到可口可樂公司的橄欖枝。過去十年，薛梟順利完成壹個高中生的“人生三級跳”，與之相對，感情生活仍是壹片空白。薛梟如今的工作地，是位於成都新都的“可口可樂世界”，妳可以把它理解為壹個可口可樂博物館。這樣的博物館全世界只有三座，壹座在美國亞特蘭大，壹座在上海，壹座在成都。薛梟的身份，是這裏的負責人。地震中失去初戀女友後，在媒體的表達中，他被描述為“喜歡不上別的女生”。而薛梟告訴成都商報客戶端記者，內心期待能找到合適的結婚對象，“都28了，年齡會提醒著妳該做什麽了。”“以前是靠嘴吃飯，現在是靠體力”新都區新都鎮工業大道，可口可樂（四川）飲料有限公司的二樓，有壹間不大的博物館，室內展覽了可口可樂自1886年創始以來的產品，以及可口可樂的歷史。博物館於2016年正式投用，負責人則正是汶川地震中的“可樂男孩”薛梟，他需要在這裏接待不同的參訪者，並為他們提供講解服務。4月2日上午，剛剛上班，薛梟的電腦微信就收到了壹條消息——壹張表格，近期將又有三個批次的來訪者。他用左手熟練地挪動了幾下鼠標，在回復框中飛快地敲出了壹行字。轉身向同事喊話，“兄弟們，清明節後又要忙幾天了哦。”對這份工作，他早已得心應手，“今年的考核是接待3萬人，但現在才過了4個月已經過半了。”但他又笑著馬上補充道，“太快了點，今年人數多了，就意味著明年的考核人數又要提高，唉。”這是薛梟進入可口可樂（四川）公司的第五年。2009年7月，根據教育部關於抗震救災優秀少年保送上大學的政策，薛梟被上海財經大學金融與經濟專業免試錄取。2013年4月中旬，臨近畢業，薛梟去了上海可口可樂（中國）總部財務崗位實習。2013年5月，薛梟向公司提出工作申請，希望回到成都工作。薛梟說，除了希望離家近壹些，還覺得自己跟上海始終是有疏離感的，雖然他在上海也認識了不少朋友，但他覺得，在成都跟朋友喝酒的感覺都比在上海盡興。薛梟笑稱：“主要是上海菜太難吃了。”回到成都後，薛梟進入了可口可樂外事部。工作的前三年，他壹直負責消費者權益投訴的工作，2016年，博物館正式投入使用後，開始負責博物館工作。說起工作，薛梟笑稱，“以前是靠嘴吃飯，現在是靠體力，因為那個時候，整個四川地區每年也才四五十單消費者投_，現在除了說還要拼體力。”“我是死裏逃生的人，有什麽過不去的”如今薛梟比十年前胖了，整個采訪期間，額頭上的汗水就沒幹過。薛梟笑言：“妳看，這就是胖的煩惱，滿頭的汗水，這才4月，夏天可想而知，衣服壹天要換幾套。”另壹個更大的變化則是，言談舉止間，薛梟愈加成熟。“年齡到了吧，工作也這麽久了，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面對和處理，自然而然的。”薛梟說。目前，薛梟和朋友租住在成都市區，每天早上乘坐公司擺渡車上班，下班再坐車回家，偶爾還會做做飯，平時看看綜藝節目，逛街看電影，打遊戲，生活平靜，幾無波瀾。他更看重這樣壹種狀態——壹個普通的工作者，沒有任何的名號束縛，“可樂男孩”跟壹般人沒什麽兩樣。他養成了壹個習慣，自己的事情自己辦，無論遇到什麽困難，也都是自己去扛，遇事也不急不躁，“現在更在意自己去想辦法，而不是面對困難時的抱怨，實在扛不過去再說，況且當真連自己都搞不定的時候，也許家人也難以搞定吧。”“我是死裏逃生的人，地震那麽大的困難都過來了，現在還有什麽過不去的呢？”薛梟說，“也許這就是我跟其他同齡人或者年輕人不壹樣的地方，也是地震教給自己最受益的東西。”薛梟說，什麽是“可樂男孩”，內涵不在這簡單的四個字，而是壹種精神，“壹種面對事情，泰然處之的樂觀精神，是壹種樂觀的態度，也許這也是當年引起關註的重要原因吧，而我只是其中的壹個代表，我周圍的人都很樂觀，有不少因為地震截肢的人，也沒有人因此而走不出來。”薛梟說，對自己而言，延續這種精神更重要，如果能夠影響到別人就更好了。“希望別人先知道薛梟，再知道可樂男孩”事實上，對於“可樂男孩”的身份，幾年前，薛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曾提到，更希望人們平淡地看待自己，將自己當作壹個普通人。如今，幾年過去，他對這個身份也更進壹步有了自己不壹樣的認識。2008年汶川地震之初，“可樂男孩”曾讓悲傷籠罩的中國人抿嘴壹笑，讓人們看到了希望。他的故事成為很多人再次回首這段灰色記憶時難得的亮色。但薛梟卻說，壹開始他對“可樂男孩”以及自己名聲在外其實壹無所知，也感受不到那壹抹微笑的力量，“那時候剛被救出來，忙著治病，也沒看新聞，還是後來記者來采訪我的時候才聽說的‘可樂男孩’。”他並不排斥這個名號，“既來之，則安之”。後來發現，當他走在路上的時候，會被人認出來，並喊道“可樂男孩”，在逛街的時候，還經常遇到路人拉住自己合影，壹瞬間像是個明星。但這卻令薛梟感到不悅，“可樂男孩”已經完全超越了薛梟自身，他覺得，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的姓名，他不希望人們認識自己時，僅僅是“可樂男孩”四個字。這幾年，他甚至極力要擺脫這個身份。他更希望從地震中走出的“可樂男孩”，能通過自己的努力與勞動獲得他人的認可，希望人們更加關註“薛梟”。他說：“以前是先認識‘可樂男孩’，後才是‘薛梟’，現在我更希望別人先知道我是‘薛梟’，再知道我曾是‘可樂男孩’，而不是反過來。這似乎是壹個順序的差別，但意義不同。”好的是，身邊的同事早已認識了這個不壹樣的“可樂男孩”。“同事們幾乎沒有把這個放在心上，壹開始知道我是‘可樂男孩’之後可能會吃驚，但工作步入正軌之後，也就是普通同事了。”“都28了，年齡會提醒妳該做什麽了”薛梟說，家人對他幾乎是“放養式”的，除非特別重大的問題，抉擇權則全在自己手上。但生活中同樣有煩惱的地方，比如總被問到的“個人問題”；又比如體型還是有些胖，到了夏天會感覺很熱；再比如升職與加薪的事情，還是會困擾著他，“當然這些都是很多人會遇到的吧。”2008年的汶川地震帶走了薛梟的初戀女友，2012年，在接受廣州日報采訪時，薛梟曾說，因為這個女生的離世，他在大學幾年都喜歡不上別的女生，對於感情，則抱以隨緣的態度。時至今日，薛梟仍未成家，但他覺得，這種愧疚和傷痛感已被時間沖淡，雖然父母在明面上沒有催婚，但他內心期待能找到壹個合適的結婚對象。“都28（虛歲）了，年齡會提醒著妳該做什麽了。”薛梟說，相比十年前自己的“幼稚莽撞”，工作幾年後的自己變得愈發成熟，能夠“獨當壹面”。他現在對人生的態度是順其自然，也有壹些夢想和方向，但堅持不透露出來，“等夢想實現不了再告訴大家吧！”薛梟說。來源：人生與伴侶·綜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