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董輔礽在多個領域有開拓性貢獻。他不僅在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方面有引領時代前進的開拓性創見，而且具有把脈宏觀經濟的能力。不僅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最重大的各個問題上都有前瞻性的、富有遠見的獨特理論，而且在中國的發展問題上也有許多新的貢獻。
第二，董輔礽的許多重大主張在提出時大都不是那個階段的主流思想，但多年之後再回頭來看，當年的主流大多被實踐無情地淘汰，官方文件裏的概念和大眾的觀念卻與他多年前的思想相當吻合。所有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混合經濟、非公經濟的理念、公有制實現形式、國有企業改革思路和市場經濟的要件等等莫不如此。
第三，董輔礽的創造力持續時間長。許多經濟學家只是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有創見，但董輔礽教授自步入經濟學殿堂以來，在能夠從事正常研究的每個階段都有貢獻。第四，他在影響經濟發展的多種渠道上都有突出貢獻。他不僅通過發表大量的文章為經濟發展獻計獻策，而且利用在人大和政協的獨特地位，發揮積極的作用。第五，他的理論自成體系，以壹貫之，沒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他的所有制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是其中的靈魂，他的國有企業改革理論、發展理論和證券期貨理論在某些方面是前述理論的應用。 在改革方面：
1978年，在中國第壹個提出了所有制改革問題。提出要實行“政企分離”和“政社分離”。
1980年，在中國第壹次把所有制改革和引入市場機制結合起來。改革壹開始，就主張引入市場機制，主張由市場來調節經濟的運行。從1980年開始就明確主張取消指令性計劃，反對把指令性計劃與市場捏在壹起的“雙重體制”，他最先意識到傳統公有制及所有制結構同市場經濟不相兼容的問題，明確提出要引入市場機制必須改革公有制。
1985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的混合經濟。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並作了著名的論證。
1987年，不贊成用生產力的多層次性來論證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必然性，認為多種經濟成分之所以***存是因為各種經濟成分各有強點和弱點，只有***存才能強化強點、弱化弱點。 由此認為，發展多種所有制不是初級階段的權宜之計而是必須長期堅持的方針。
在80年代，董輔礽教授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認識最清晰、最超前、最徹底，最終確立的經濟體制目標與他在80年代的主張最吻合。第壹，他不僅徹底否定傳統計劃經濟，而且不贊同當時主流的計劃與市場的各種結合模式，旗幟鮮明地主張把市場機制作為經濟的主要調節手段、主張建立商品經濟。他所說的商品經濟是不折不扣的市場經濟的代名詞，因為他把市場放到了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地位。而當時多數經濟學家都把計劃與市場的某種結合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第二，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所有制結構改革和國家所有制改革使市場、經濟有了賴以確立的微觀基礎。這更是市場經濟的實質性內容，這是當時許多人沒有認識到的問題。他在80年代關於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的認識仍然是超前的，因為，他主張的是公有制為主導，而21世紀主流觀點仍是公有制為主體，雖然對“主體”的解釋不斷變化，已經接近“主導”的含義，但畢竟沒有正式放棄。
90年代初。又提出從國有企業的功能出發分別不同類型改革國有企業的觀點。
1993年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公平和市場效率的結合。他指出，由指令性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會出現調節的真空地帶。論述了市場經濟的有序與無序問題，指出了市場經濟有效運作的條件和不能有效運作的原因。
1995年，系統提出了“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從企業功能出發，對國有企業進行分類改革”的主張。即國有企業原則上應該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只在非競爭性領域保留國有企業。
1997年，進壹步提出，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改革國有企業。並提出***同所有制和公眾所有制理論，認為二者都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
在發展方面：
50年代在蘇聯留學期間，董輔礽教授曾提出了著名的“董式模型”。
1980年作為發起人之壹，組織了中國最早的經濟發展戰略研究，提出了經濟發展戰略轉變的若幹方面。
1986年在壹片非難聲中，積極捍衛“溫州模式”把農村非公有制的非農產業的發展看成是改變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有效途徑。他關於傳統在發展中的意義、發展的代價、二元經濟結構的例外、國家的大小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差異等問題的論述，發展了發展經濟學。
1986年，主張超越梯度發展理論，提出向西開放，加快西部發展。
1993年，將他的所有制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運用到證券市場，極力主張讓國有股和法人股流通。明確提出培育機構投資者的主張。
1993年，是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最早倡導者之壹，對可持續發展的若幹方面做出了獨特的闡述。
1994年，作為中國《期貨交易法》起草小組組長，認為期貨市場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主張從期貨市場的不可替代功能來論證期貨市場存在的必要性。
2000年，提醒在西部大開發中要高度重視利益關系問題。
在宏觀經濟方面，董輔礽教授的主要貢獻不在於另起爐竈提出了新的宏觀經濟理論，而是表現在他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把握上。正如有醫學知識的人很多，但醫術高明的人並不多。1992年以來的實踐證明董輔礽教授擅長中國宏觀調控，在幾個關鍵時期他的判斷完全正確。在上壹輪宏觀調控中，他在1996年4月的全國人大財經委的經濟形勢分析會上就指出已經出現了有效需求不足，要增加流動資金，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防止經濟慣性下滑。有人當場批評他，說這是實行羅斯福的“新政”，會使宏觀調控前功盡棄。但他堅持自己的判斷。到1998年2月，全國人大財經委審查1998年的經濟計劃、財政預算和貨幣計劃時，當時經濟下滑的勢頭已經相當嚴重了，但為了防止宏觀調控失敗，當時的計劃、預算和貨幣政策仍是從緊的取向，計劃投資增長10%，財政預算計劃減少100億元的赤字。董輔礽教授明確指出政策取向不對、預算的方向不對。他說應該加大投資的增長率，計劃投資增長10%保證不了8%的GDP的增長率，投資起碼應增長15%。同時，為了增加有效需求，應實行擴張性的預算，而不應實行緊縮性預算，應增加財政赤字，而不應減少100億元財政赤字。雖然國家計委采納了他的意見，在向全國人大報告經濟計劃時加了“以上”兩個字，即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0%以上，但他關於預算的意見未被采納，全國人大通過的預算仍繼續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結果經濟迅速下滑。到了8月份不得不修改預算，全年增加了500億元財政赤字，增加發行1000億元的特別國債。 董輔礽教授在理論上有創新，而且在立法實踐上也表現了他的遠見。從1988年至1998年，他連任兩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參與了大量的經濟立法工作，特別是在八屆全國人大期間，他是財經委員會內具體分工負責經濟立法工作的副主任委員之壹。他是《期貨交易法》的起草領導小組組長，在厲以寧教授轉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後又具體分管《證券法》起草的後續工作。當時，有關部門打算將厲以寧教授主持起草的《證券法》推倒重來，另外提出壹個草案，要它從屬於《公司法》，只管股票的交易等等。董輔礽教授從中國證券市場長遠發展需要出發，堅持《證券法》原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