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這個條件，我們再看蘇東巨變。蘇東問題，固然有西方國家政治滲透的原因存在，但並不是主因，因為滲透是雙向的，是外因而已，外因必須通過內因才能起到作用。我認為，經濟還是決定政治走向的最基本要素。當然，蘇東經濟發展滯後於西方的原因眾多，有現實因素，也有歷史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出在國家資本的掌控者身上。
二戰結束後，民生雕敝，百廢待興，各國恢復經濟是第壹要務。但僅僅幾年便進入了東西方冷戰時期，各國的經濟發展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嚴重影響。資本的自由流動性所具備的優勢，這時在西方國家開始發揮作用。通過合理正常的資本運營，能夠有效地緩解由於國家強制性政令所帶來的消極作用，西方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和提高，在東西方夾縫中生存的那些“四小龍”們，經濟發展更是蒸蒸日上。
而反觀蘇東各國，國家資本全部集中在政府手中，雖然有計劃經濟體制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但是不可避免地會把全部可用資源優先用於政府的強制行為當中，喪失了資本的自由性，對普遍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害無益。再加之當時蘇聯的壹些錯誤政策的實施，例如東歐各國間建立“經互會”，名為增強各國協作，實則強化控制東歐各國經濟，這些舉措極大地破壞了東歐各國原有的經濟基礎，也進壹步惡化了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長期惡化的經濟，必然造成人民群眾生活多年無法改善和提高，我相信，這也是造成民眾普遍不滿的最重要原因。這種普遍的不滿，壹旦與西方的政治滲透相結合，再加上對西方國家民眾生活水平改善的壹種期待，勢必會結合成強大的力量，而面對著本國政府的無動於衷（甚至有些國家的人民，面對的是外國占領軍的槍口和坦克！），那麽政治變革的產生將不可避免！這也是蘇東巨變幾乎是發生在“壹夜之間”的原因。
質變的飛躍，不可能離開量變的積累。如果當初蘇聯和東歐各國執政黨能夠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發展上的話，也許巨變就不會發生，也許就會在西方發生，也許......眾多的也許，不能取代歷史，也不能說明現實。
再看中國的改革開放。黨和政府在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充分地開始掌握並發揮資本自由流通的優勢，經濟開始高速騰飛，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極大地改善和提高。通過三十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了壹個世界矚目的經濟大國。但是由於過分強調資本的自由流通，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眾多負面作用。勞資糾紛、資源過度開發、浪費嚴重、貧富差距懸殊等問題層出不窮，在很多地方，“唯資本論”“唯財富論”“唯政績論”的思潮洶湧澎湃，而很多基層民眾的聲音卻難以得到政府的傾聽與關註，民生問題根本得不到解決，壹些地方政府和黨組織已經嚴重地脫離了群眾，甚至站到了群眾的對立面！身邊的壹切，就如同在資本主義早期積累時期壹樣，陷入了壹種無秩序的狀態。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從量變到質變的積累，蘇東巨變已經有了前車之鑒，在這裏我只能希望我們的黨和政府能夠及早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