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生是個樂觀主義者，這決定了我看待世界和觀察他人的方式。畢業後，那個時候，我找到了另壹條路。我沒有選擇金融機構，而是選擇了中國五礦集團加入實體經濟。希望能從實體企業的角度感受中國經濟的內在邏輯和巨大潛力。恰恰是我在五礦集團的工作讓我受益匪淺。
這些礦區和邊疆的出差讓我看到，中國不是簡單的壹二線城市，不是三四線城市和農村的層層疊加，也不是簡單的東中西部的劃分。大學畢業後並沒有出國的打算，只是因為在五礦集團工作的時候接觸到了國外的客戶，後來看到很多同學朋友都在國外留學。在和他們的交流中，我覺得應該多去外面看看，增長見識。
最終，我選擇了去耶魯大學學習。這座位於美國東北部紐黑文的古鎮，有著豐富的現代意義。雖然我申請了許多大學，並獲得了七所學校的錄取機會，但耶魯大學的研究生院是唯壹壹所為我提供獎學金的學校。
當時是90年代末，互聯網作為新的經濟浪潮，正在美國資本市場風起雲湧。我選擇休學壹年回國創業。我和幾個老同學開了個網站，搭建投融資交流平臺，分析討論商業模式，制定商業行動計劃。核心目的是在資金需求方和供應方之間搭建溝通橋梁，提供資金、人才、技術、供應鏈等專業服務。由於互聯網泡沫的破裂，我們的業務量也在萎縮，所以我們不得不停止它，重新制定計劃。
創業失敗後繼續在耶魯大學讀書。在“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壹村”之際，壹次偶然的機會在耶魯投資辦公室找到了實習機會，認識了大衛·斯文森。從此，我與投資結下了不解之緣。
斯文森壹手將耶魯捐贈基金打造成“常青基金帝國”。經歷了美國1987的“黑色星期壹”、80年代末的經濟滯脹、90年代的“克林頓繁榮”、2000年前後的高科技浪潮、互聯網高潮和泡沫，以及近期全球經濟疲軟、市場持續下跌，耶魯捐贈基金的資產規模不斷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