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經濟的結構性缺陷
1.經濟發展的地區不平衡
歐元區各國經濟差距大，地區間發展極不平衡。其中德國、意大利、法國等國經濟相對發達，希臘、愛爾蘭等外圍國家相對落後。德國GDP占歐元區GDP總量的20%，德國、法國、意大利的比例高達50%。歐元區建立後，德國、意大利、法國等核心國家利用原有的制度、技術、資金優勢，甚至所謂的“區域意識和價值優勢”，享受區域壹體化和單壹貨幣區的好處；在歐元區核心圈外圍，希臘、愛爾蘭等國形成了比較劣勢區。在單壹貨幣區，統壹的貨幣政策更傾向於德、意、法等國的經濟目標，導致地區發展越來越不平衡。
2.各國不合理的產業結構
首先，希臘、愛爾蘭等國資源配置不合理，配置效率低，導致經濟相對脆弱，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希臘等國進入工業化時間短，受自然資源限制，總體結構不盡合理，高度依賴工業品進口。它們的出口產品主要是農產品、資源型初級加工產品和金屬制品，缺乏高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型產品。隨著亞洲新興國家的崛起，其低附加值出口產品受到很大影響，歐元升值也打擊了其出口，導致貿易逆差逐年擴大。希臘的勞動力、能源等要素市場競爭不充分，資源配置效率不高。處於壟斷地位的希臘公用企業改革阻力很大，公用事業市場開放相對滯後。希臘的國有企業不僅效率低下，服務質量也很高，成為財政負擔。此外，為了贏得選民和贏得大選，政府不得不大力擴大公共部門，進壹步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愛爾蘭自加入歐元區以來，壹直被稱為歐元區的“明星”。在次貸危機之前，其經濟增長率已經明顯高於歐元區的平均水平。然而，愛爾蘭的經濟以出口為主，占全國經濟的70%，這意味著愛爾蘭出口的增加是以減少其國內消費為代價的。愛爾蘭對出口產業的過度依賴，使得愛爾蘭在次貸危機後損失慘重。
其次，稅收制度的缺陷導致經濟波動的風險增加。希臘的地下經濟世界聞名。根據世界銀行2003年的報告，希臘的地下經濟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5%，希臘政府因逃稅而損失的財政收入至少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與希臘不同的是，愛爾蘭采取低稅率政策吸引外資，公司稅率僅為12.5%，而德國為30%，法國為33%。低稅率壹方面減少政府收入，另壹方面導致經濟繁榮時期貨幣過度流動，使經濟出現泡沫。次貸危機後，FDI的外流對經濟造成了更大的打擊。
3.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信貸，房地產泡沫嚴重。
希臘家庭財富的90%以房地產形式存在，私人住宅投資約占希臘投資的20%。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西班牙也經歷了房地產泡沫。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西班牙房地產產值占GDP的17%，稅收的20%，建築工人占全國就業的12.3%。2003年12月西班牙外商投資房地產的比例達到90%。經濟危機爆發後，FDI大量流出，現在占比只有35%。
愛爾蘭的情況略有不同。愛爾蘭采用低稅率吸引大量FDI，加上每年的貿易順差，導致流動性泛濫，房地產價格連續10年上漲，泡沫嚴重。截至2009年，愛爾蘭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達到265，438+000億歐元；此外，愛爾蘭每年都有大量的貿易順差。2009年貿易順差387億歐元，這兩項合計2487億歐元。從2000年開始，愛爾蘭房價指數壹路飆升，2007年，指數從70漲到140。
房價上漲對居民有正的財富效應，提高了消費信心，居民消費增加拉動了經濟增長。但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房地產泡沫破裂，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銀行業壞賬率急劇上升。在這種環境下，債務危機不可避免。
第二，歐元區體系的弊端
歐元區的建立對歐元區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壹體化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希臘、愛爾蘭等國加入歐元區後，享受到了歐元區使用單壹貨幣的好處，如消除匯率波動、促進跨境貿易、促進跨境就業等，使得政府和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更加便利，與其他國家的資本流動更加順暢。然而，將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置於壹個統壹的貨幣區存在許多不協調的矛盾，制度上的缺陷也為債務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1.統壹的貨幣政策和分散的財政政策很難保持同步。
歐元區實行統壹貨幣政策後，成員國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但財政政策仍由各國政府獨立實施。這就導致了超國家的歐洲央行執行貨幣政策，各國政府執行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這也成為歐元區運行機制的最大缺陷。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壹個主權國家調控經濟運行的兩個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它們通過不同的政策取向和調控機制有效地調控經濟運行。歐洲央行的目標是保持低通脹和歐元內部價值穩定。然而，成員國的財政政策側重於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和解決失業問題。失去貨幣獨立性後，成員國只能采取單壹的財政政策來應對各種沖擊。這意味著歐洲央行和各國政府的財政政策目標不壹致，這種不壹致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各國政府在運用財政政策時都面臨著遵守《馬斯特裏赫特條約》和促進本國經濟增長的兩難選擇。在加入歐元區之前，希臘、愛爾蘭等國的政府赤字已經偏高。加入歐元區後，希臘、愛爾蘭等國並沒有收緊政策、減少赤字，而是用相對較低的融資成本大幅擴張預算，以刺激本國經濟發展。次貸危機爆發後，由於缺乏獨立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和解決就業的重任完全落在了財政政策上，政府不得不擴大財政支出來刺激經濟，導致赤字更加嚴重。
2.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得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成為壹個難題。
作為壹個增長方式和發展速度多種多樣的經濟聯盟，歐元區成員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歐元區東擴，中東歐轉型國家逐步加入歐元區，進壹步加劇了該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金融危機後，歐元區國家的經濟復蘇步伐並不統壹，德國和法國的經濟開始恢復正常，而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的經濟復蘇之路卻因房地產泡沫破裂而曲折。各國對貨幣政策的訴求不同，但歐洲央行顯然很難同時兼顧所有成員國的利益，而這壹問題在單壹貨幣體系下很難得到有效解決。
3.集體決策制度與各經濟體利益之間的沖突
歐盟的建立是建立在壹系列超國家機構的基礎上的，成員國之間經常在機構設置、席位分配和投票機制等問題上發生爭執。歐元區和歐盟密不可分，所有涉及經濟聯盟內外的重大決策都由這些超國家機構協調解決。這樣的機構設置註定了這場危機。
4.最優貨幣區的困境
美國經濟學家蒙代爾在1961年提出的最優貨幣區理論，無疑為貨幣聯盟從構想到歐元實際流通提供了指導。按照蒙代爾的思路，經濟調整可以在國家和國際層面進行，最優貨幣區最大的制度溢出就是實現生產要素的無障礙流動，從而達到最佳效率。然而，歐元區的現狀與這壹理論有許多不同之處。
首先，貨幣區的生產要素發生了變化。生產要素主要包括商品和勞動力，現代金融為生產要素增加資本流動。從生產要素中的勞動力來看，歐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實際上僅限於相對狹窄的地理區域或壹些特殊職業。歐元體系只是放松了對人員流動的控制，允許他們自由流動。但由於各國財政獨立，無法形成統壹的社會保障體系，無法真正保證勞動者在區域內的自由流動。同時，在現代金融體系下，資本在開放經濟中快速流動，不受更嚴格的管制，導致部分地區出現經濟泡沫，增加歐元整體債務風險。
其次，貨幣區成員國的社會結構模式存在差異。從歐元區的實踐來看，經濟增長和社會結構並不協調。理論上，按照加入歐盟和歐元的標準，歐元區看似是壹個完整的社會模式，但實際上，歐元區各國差別很大。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2008年南歐國家養老金占GDP的比重葡萄牙為12.9%，希臘為11.5%，意大利為10.9%，西班牙為10.8%，奧地利為9.2%，荷蘭為9.65438%。如果分析養老金和社會福利支出總額，葡萄牙的支出達到財政支出總額的71%，意大利為65%，西班牙為63%，希臘為64%，均高於歐元區平均水平。此外，就公共支出占GDP的平均比例而言，在歐元區，德國僅占43.7%，荷蘭45%，盧森堡低至37.7%，意大利48.7%，希臘48.3%，均高於地區平均水平46.8%。這些數據意味著，在目前的狀態下，南歐國家無法再通過擴大公共支出來拉大與歐元區其他國家的差距，同時，他們已經形成的社會福利和退休支出將繼續困擾他們的國家主權債務。
解決歐債危機的可能途徑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雖然近期歐元反彈力度加大，市場對歐債危機的憂慮有所緩解，但歐債危機仍將長期困擾市場。如果歐元區的制度性問題無法根治，債務危機再次爆發只是時間問題。讓我們嘗試提出壹個解決歐元區困境的方案:
首先，增加德國公共支出和預算赤字。作為歐元區最大的經濟體，德國的態度對債務危機的解決至關重要。德國增加公共支出可以在壹定程度上幫助希臘、愛爾蘭等國的出口。因此，德國增加公共支出成為歐元救助計劃的壹部分。
第二，擴大目前7500億歐元的緊急救助基金。為救助希臘而籌集的7500億歐元資金可以暫時保護愛爾蘭甚至葡萄牙不出問題，但壹旦西班牙陷入危機，歐元前景堪憂。畢竟是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全球第九大經濟體。只有有效擴大EFSF的整體規模，提高其使用的靈活性，才能在危機爆發時穩定市場信心。
第三，歐洲央行應該增加債券購買規模。雖然量化寬松難以從根本上解決長期償債問題，但歐盟和歐洲央行的救助可以給西班牙等國喘息的機會，幫助西班牙等國以較低的融資成本實現財政再平衡。歐債危機只能通過減少支出，進行結構性改革，放棄過去過於依賴房地產業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來解決。在此之前，量化寬松是歐洲央行的唯壹選擇。
第四，“PIIGS”減少財政支出。根據巴克萊的研究報告，PIIGS中只有意大利可以在不主動削減支出的情況下，從2011逐步實現小額財政盈余，而其他四個國家的財政赤字在不進行痛苦的改革的情況下將維持在5%以上。根據CEBR的計算，希臘、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如果想留在歐元區，需要減少10%的政府支出。
中國正處於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歐債危機對中國有重要的警示作用。特別是在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房地產過熱等問題上，必須保持警惕。
第壹，警惕地方債務問題。目前中國的國債和財政赤字都遠低於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2010年，我國財政赤字預計為1050億元，其中地方債2000億元，約占GDP的2.8%。但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迅速膨脹，地方投融資平臺近年來的快速增長也應引起關註。來自CICC的最新研究報告顯示，2009年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約為7.2萬億元，預計到2065年底將達到10萬億元。10萬億元的地方政府債務約占中國2009年GDP的三分之壹，相當於中國外匯儲備的70%。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風險已經很大。
第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抑制房地產投機，協調區域經濟發展。2007年後，歐盟成為中國第壹大貿易夥伴，占中國出口市場的18%-21%。歐債危機增加了歐洲國家的財政壓力，各國政府通過增稅減支來減少債務，這將削弱其消費。再加上歐元貶值，他們的進口能力大幅下降。在這種前提下，中國如果不改變外生型經濟的發展模式，就會在出口貿易中陷入被動局面。此外，2010年6月，我國再次啟動匯改機制，人民幣升值使得外貿企業利潤大幅下降，外貿企業前景不容樂觀。從更長期來看，未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使低附加值初級加工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下降。未來要通過自主研發和技術創新獲得經濟長期發展的穩定支撐，壯大制造業和服務業，而不是過度依賴虛擬經濟。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警惕房地產泡沫。房地產行業的泡沫不僅對其他行業有擠出效應，還會使其他行業出現空心化。壹旦泡沫破裂，國內銀行的壞賬也會急劇上升，對經濟造成巨大沖擊。中國房地產業占GDP的6.6%，投資1/4，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很大壹部分來自土地收入。財政部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1.42397億元，比上年增長43.2%。10年來，中國尤其是壹線城市的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房價收入比已經遠遠超過正常水平。因此，必須高度重視房地產泡沫風險，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堅決遏制房地產投機，促進房地產業回歸健康平穩發展的軌道。
此外，要改變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與歐元區類似，中國存在地區間的不平衡，也會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政策效力降低。開發西部，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將有利於中國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