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才是衡量稅負水平高低的根本標準

● 高培勇 只有從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相聯系、價格高低與質量好壞相對接的線索上去評判稅負水平，才可能得出比較全面的、合乎情理的結論。 每年壹度的“兩會”開幕了，我國的稅負水平問題肯定又會成為今年“兩會”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關註的焦點之壹。而且，較之以往，當前中國的稅負水平情形似乎確有值得代表、委員們關註的理由：2011年，我國的財政收入總額和“超收”額雙雙躍上了壹個新的高臺。 財政部呈送的預算報告數字已經告知，在2011年，全國財政收入規模103740億元，占GDP的比重上升至22.1%。不僅如此，照此計算，全國財政收入“超收”規模14020億元。“超收”額分別占到當年全國財政收入總額和當年全國財政收入“增收”額的13.5%和67.9%。 將去年的“超收”數字做些“穿越”時空的比較，可能會令我們體味得更深壹些。在中國財政的發展史上，至少如下兩個年份的情形經常被作為標誌性事件提及：1999年，全國財政收入首次突破10000億元大關。2001年，全國財政收入邁上15000億元臺階。可以看出，以去年14020億元的“超收”額計，不僅大大高於12年之前的全國財政收入總額，而且大致相當於10年之前的全國財政收入總額。 中國的財政收入，就是這樣壹路走下來、有了今天的這個樣子。伴隨著財政收入規模的壹再躍增，當然，在同時，也伴隨著中國人稅收意識的快速覺醒，人們變得非常在意稅負水平的變化了。伴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和經濟全球化的日益深入發展，人們對於國門之外的稅負水平情形知道得越來越多了，更學會用比較的辦法發表對於中國稅負水平的看法了。於是，便有了針對中國稅負水平的日趨強烈的關註，甚至是日趨強烈的非議之聲。 經常可以看到如下的議論，中國的稅負水平很重。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國是少數幾個稅負較重的國度之壹。有人甚至搬用福布斯所謂“納稅痛苦指數”世界第二的說法，來佐證中國稅負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 然而，也許是觀察問題的角度所限，也許是人們還不善於更全面地評估包括稅負水平在內的經濟問題，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圍繞中國稅負水平問題的議論，多是局限於收入壹個線索上——就稅收收入論稅收收入，或至多將稅收收入與國民收入聯系起來作兩者之間的簡單比較。也正因為如此，迄今為止，我們所能看到的有關中國稅負水平問題的判斷，多因難以自圓其說而不那麽令人信服。 比如，當人們操用宏觀稅負水平——財政收入或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數字——指標作中外比較的時候，無論是以壹般預算收入作尺子，還是以包括壹般預算收入、政府基金預算收入、社會保障預算收入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在內的所謂全口徑政府收入作尺子，都會發現，在今天的世界上，時下的中國絕非稅負水平最高的國度，甚至算不上稅負水平較高的國度。人們至少熟知，北歐國家素以高福利著稱，而與之相伴的即是高稅負——宏觀稅負水平通常在50%以上。因為，世界上終歸沒有免費的午餐，羊毛終要出在羊身上。 再如，當人們操用福布斯的所謂“納稅痛苦指數”來評估中國稅負水平並以此作中外比較分析的時候，便會發現，納稅痛苦指數計算的依據，多系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稅收制度和稅收結構。在那裏，直接稅往往是主體部分，而間接稅的比重往往很低。在中國，情形則要倒過來，間接稅是主體部分，直接稅的比重很低。故而，將主要依據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稅制與稅收結構計算得出的所謂“納稅痛苦指數”轉用於中國稅負水平的評估，甚至由此得出所謂世界第二的結論，肯定有頗多漏洞，不為人們所信服。或者，起碼不為有著壹定專業素養的人們所接受。 又如，當人們在歷史的空間中作今天與昨天、前天的稅負水平比較的時候，肯定會發現中國稅負水平壹再躍增的事實。於是，不少人得到了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日趨加重的結論。壹旦將這樣的比較視野稍稍拓寬壹點，比如財政支出，便會發現，與此同時，財政支出規模也在躍增。壹旦註意到財政支出本身即是壹個與企業和居民的福利水平密切相關的因素，並且，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這種關聯程度越來越大的規律，單純就稅收收入規模數字論及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並非是充分的，起碼是不夠全面的。因為，財政收入終歸是作為支撐財政支出的基礎來收取的。至少其中的與百姓生活直接相關的福利性支出，在某種程度上，應算作稅收負擔的抵充項目。 有必要引入這樣壹個純屬常識的基本邏輯關系：政府之所以要收稅，是滿足其支出的需要。政府之所以有支出的需要，是因為其要履行自身的職能。政府要履行的職能事項，歸根結底，是生產或提供市場滿足不了或滿足不好、百姓生活又不可或缺的公***物品和服務。 這就是說，政府部門也好，企業部門也罷，說到底，都是基於滿足百姓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誕生、存在和運行的。有所不同的是，企業要滿足的是百姓對於物質和文化的私人個別需要。將企業部門與私人個別需要對接起來的機制，是市場。而政府部門要滿足的，是百姓對於物質與文化生活的社會公***需要。將政府部門與社會公***需要對接起來的機制，則是非市場性的——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 將政府部門類比於企業部門，可以幫助我們認清或許在其他場合認不清的東西：政府也是壹種產業部門。只不過，政府所經營的產業有其特殊性。它是以公***形態、以滿足社會公***需要為主旨而進行的生產和提供公***物品和服務的活動，可以將其稱之為“公***物品和服務業”。作為壹種特殊的產業部門，它的表現形式固然與企業部門有所不同，但其誕生、存在和運行的基本道理卻與企業部門是相似的。故而，將適用於評判企業部門生產和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務活動的標準用作政府部門生產和提供公***物品和服務的活動，不僅是完全適當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這是壹個非常重要的判斷。它意味著，我們對於稅負水平的評判，可以也應當在壹個更高、更為寬廣的平臺上進行。不僅要看政府收了多少錢，而且要看政府收錢之後做了哪些事。不僅要看政府收錢數量的多與少，而且要看政府收錢之後做事質量或效率的高與低。也就是說，只有從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相聯系、價格高低與質量好壞相對接的線索上去評判稅負水平，才可能得出比較全面的、合乎情理的結論。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評判線索或評判角度，早已作為壹種文化融入於我們的血脈之中。只不過，我們往往習慣於將其與企業部門對接，同私人物品和服務相連。對於政府部門，對於公***物品和服務，我們則往往習慣於操用相對神聖，甚至超凡脫俗的眼光去加以評判。問題在於，當分別操用迥然相異的線索或根本不同的角度對性質本來相似的兩個部門、兩種產業加以評判時，很難找到壹個均衡點。 說到這裏，做出如下的結論可能是適當的：物美價廉、貨真價實，不僅是我們對於企業部門生產和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務的評判標準，而且是我們評判政府部門生產和提供公***物品和服務的標準。如同我們對於任何的、可以在市場上買到的私人物品和服務的價格水平的評判，對於政府出於生產和提供公***物品和服務的目的而征收的稅收水平的評判，同樣可以操用物美價廉、貨真價實的標準。 所以，無論是普通百姓圍繞中國現實稅負水平問題的熱議，還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基於國家大事的決策而對中國稅負水平的關註，都應跳出稅收的局限而伸展至全局。在熱議或關註諸如稅收規模、稅收增長、稅負水平等方面的指標及其變動趨勢的同時，將基本的立足點鎖定於更深層次、更具實質意義的問題：政府操用這些錢為我們做了哪些事？政府做事的水平怎樣？效率如何？為此而花費的錢究竟值不值？如果換作妳來操作，是否可以再省壹些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