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寧夏看世界
◎蘇寧
寧夏作為古絲綢之路東段北方道路上的重要節點之壹，歷史上曾為東西部交通貿易的重要樞紐。寧夏文化多樣，文學傳統內涵豐富。同四川壹樣，寧夏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居住於黃土高原的寧夏人民，始終追求著道德與內心的潔凈。寧夏民族歷史悠久，文學歷史淵源流長，中華遠古文明發祥地的水洞溝古人類文化遺址，說明早在3萬年前這裏就曾有古人類繁衍生息的痕跡。寧夏至今仍存有最古老的秦長城遺址，秦朝始皇帝壹統中原之後派兵在寧夏境內延伸修築秦長城，並興修秦渠，從此開創了引黃河之水灌溉萬裏良田的歷史。安史之亂爆發，唐朝太子李亨在寧夏靈武登基為帝，史稱唐肅宗。北宋寶元元年，黨項族的首領李元昊建立大夏國，史稱西夏，定都興慶府，形成獨特的西夏文化，影響深遠。歷史上，寧夏文學對現實有多維度的解讀，其中包含宗教，也有來自民間文學、口頭文學、傳說、花兒的豐富資源。賀蘭山巖畫更讓我們情不自禁地要努力回望與追溯。古老的文化與傳統是精神書寫的根基。寧夏民間文學中間，神話、傳說、故事、歌謠門類眾多，讓我們對這片大漠的文學土壤充滿想象。寧夏的山花兒，曾把“西部歌王”王洛賓的魂兒收了。1936年，王洛賓、蕭軍、洛珊赴西北參加戰地服務團，途經六盤山下，由於迷戀花兒唱家五朵梅的山花兒，放棄了赴歐洲深造的機會，壹頭紮進西北，采集民歌。他當年搜集整理的大批山花兒作品多已散失，僅留下壹首典型的山花兒《眼淚花花把心淹了》。
寧夏的人文自然地域風情與風俗，既是特定的題材範疇，其鏡像也包含著獨具神韻的民族誌、心靈史。寧夏以其繽紛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形成中國文學中獨特的壹脈。從張賢亮到部分中青年作家，“西海固”作家群，郭文斌、石舒清、李進祥、馬金蓮、查舜、單永珍、曹海英、了壹容、阿舍、馬占祥、郎偉、金甌等寧夏當代作家，是中國作家隊伍中壹支朝氣蓬勃的生力軍，同時，他們也是當下寧夏地域文學的代表性人物，擁有特定的民族身份（回族、東鄉族、維吾爾族等）。壹些作家、作品獲魯迅文學獎、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壹些青年作家的作品進入“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還有寧夏新壹代作家的作品開始發表在全國重要的文學期刊上，並受到廣泛關註和歡迎，又被各種選刊和年度選本頻頻選中。
這些作家作品反映了寧夏人民特殊的生存景觀和精神世界。在他們的作品當中，滲透著寧夏人民堅定而執著的精神追求。很多關註本民族命運的作品，也將目光投向了人類命運，文風雄渾而蒼涼，富有想象力，藝術風格鮮明。總體來看呈現以下特點。
其壹，逐步“放棄”對現代性話語的疲憊追隨，以“退守”的姿態回歸本民族文化。在紛擾復雜的現代化和市場化的世俗現實情境下，構建著壹種“用靈魂說話，用生命發言，用良知面對世界，超越世俗道德判斷”的“文化保守主義”色彩的敘事倫理。在“現代化演進”與“民族性自守”之間努力尋找定位。如，查舜的《穆斯林的兒女們》、馬金蓮的《長河》、李進祥的《女兒的河》，石舒清創作的《清水裏的刀子》《果院》《黃昏》等小說，在對當地人民普通生活的生動描繪中，細心發掘著其獨特的精神世界，並試圖以堅定、執著、純潔的信念之力，對社會心浮氣躁的“現代病”進行壹番療救。從發展趨勢看，寧夏等後發展的西部地區文學，與現代主義意識將構成奇特的關系：既保持著西部地域創作的古老、質樸，也將在客觀上對接現代主義文學創作的前沿。四川作家阿來就是壹個成功的案例。
其二，積澱著西部地方文化基因。這使寧夏小說創作勇於探索，也使寧夏文學創作具有了自己獨特的選材領域和地域風格。民俗風情無論有多麽特殊，都須經過壹個充分的文學化過程。寧夏的文學精準地表達出地域文化所積澱下來的精神價值。它是由倫理道德、信仰、理想、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系、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等構成的。寧夏文學並不是壹種風格，每壹位作家的氣質和性格不壹樣，敘述方式也不壹樣，但他們***同表現出對這片土地深深的眷戀，對黃土高原精神氣質的堅守。如與寧夏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張承誌，他的作品悲壯而決絕地走著屬於他的理想主義道路。但最後他“漸漸感到了壹種奇特的感情，壹種戰士或男子漢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他有強烈的歸鄉情結，在黃土高原和宗教信仰當中，以壹個黃土地兒子的責任感和宗教使命感歸鄉。在其壹系列作品如《黃泥小屋》等中，探討著苦難的形而上的哲學命題，這壹過程是在歸鄉的過程中開始並結束的。又如季棟梁小說《軍馬祭》，石舒清的短篇小說《借人頭》等。
其三，神聖感。寧夏的作家多多少少都懷有壹種宗教情懷，他們以壹種虔誠的姿態對待寫作，他們對自己的寫作對象充滿了神聖感，自然、人民、土地、生命——這些足以令人敬畏的內容自然就成了他們描寫的主要對象。宗教的情懷使他們的心靈變得純凈、澄清。他們往往是懷著壹種善意去面對世界的。他們的風格往往與此有關，如了壹容小說的晶瑩透明，漠月小說毫不雕琢的詩意。寧夏作家更多的是以壹種氛圍、壹種情調來構築他們的文學世界。有評論家說：寧夏的作家不太熱衷於寫長篇，或者說他們不太善於寫長篇，尤其是當今流行的長篇。他們把精力都放在中短篇上。好像有種觀點，認為自張賢亮以來，寧夏的作家們寫苦難太多，寫鄉村太多，應該從苦難中走出來，把註意力放到城市上。這種建議顯然是符合現代化的要求的，但寧夏的作家不應該丟失掉苦難和鄉村書寫。寧夏的作家寫苦難是不壹樣的，他們更多的不是從社會的層面去寫苦難，而是從哲理的層面、神聖的層面去寫苦難，比方郭文斌的《剪刀》。他們超越世俗表象層面，進入到本族民眾群體的靈魂深處，不斷挖掘著宗教信徒對宗教精神的追求和對宗教信仰的理解，並將之轉化為文學敘事，使之產生了壹種境界的提升與飛躍。清潔的鄉土世界才是他們漂泊心靈的歸宿，清潔的心境才是療治遊子創傷的精神撫慰。石舒清、李進祥等同樣將“清潔精神”融入進文本的敘事倫理中，凝聚成觀察社會的眼光，感悟人生的心理。在“清水河”系列小說中，人性的“清潔”成為其主題，尤其是在面對城鄉抉擇的兩難困境時，主人公往往都在“清潔精神”的召喚之下，義無反顧地告別喧囂，集體性地表現出對鄉土生活的堅忍與詩意心靈的皈依。保持寧靜的心靈，是寧夏作家立足本土文化資源所做出的壹種道德與精神的選擇姿態。
寧夏許多作家集體性地將目光轉向了本民族悠久的歷史、深邃的文化之中，試圖從對民族精神的深入開掘中，反思民族生存，實現民族復興，重鑄民族精神。他們從寧夏看世界——在古老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撞擊和融合中進行提升。他們以民族群體的精神文化、心理意識為底蘊，將民俗故事化、情節化，揭示這種撞擊和融合必然經歷的痛苦，開掘人物的文化心理。這種拼撞和互融互滲中煥發出蓬勃不息的生命意識與平凡而偉大的人格，彰顯了寧夏文學的特殊品質。對於寧夏作家而言，發掘本民族文化的優秀質素，激活地域文化積澱的當代活力，並進行創造性的轉化與弘揚，在“現代化演進”與“民族性自守”之間定位好敘事平衡點，是立足本土資源而走向審美現代性的必由之路。
蘇寧，北京人，哲學博士，美學研究專家、文藝評論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原所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省社科院文藝美學優長學科帶頭人。曾在《文學評論》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100多篇，承擔國家社科基金規劃課題2項，獲得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1項、三等獎3項、省“五個壹工程獎”1項。專著有《三星堆的審美闡釋》等16部。主持《巴蜀文化通史·藝術卷》《藏羌彜走廊文化資源調查·文學卷》《道家精神與成都休閑文化》等省部級課題12項，兼任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成都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