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資本管制程度仍較高，因此，人民幣匯率波動只有通過外商直接投資渠道對我國宏觀經濟產生影響。壹般來說，人民幣貶值有利於吸引新增的外國直接投資。2010年12月外商直接投資觸及最高值140.33億美元後，總額急轉直下；2011年7-11月壹直處於較低位，隨後即使出現暫時的下滑，亦會反轉而增加。但2011年11月後外商直接投資同比增長率始終為負，該時點也是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特征加強的起始點。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引發了對外商直接投資減少的擔心。
從外部環境看，我國經濟發展正處於危機後的持久全球結構調整期，從內在邏輯看，我國未來經濟增速將逐漸放緩，投資高增長不可持續，從官方公布的企業景氣及企業家信心指數、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中可見壹斑。後金融危機時代，兩個指數雖仍然較強，但在2011年及以後，均有明顯的下降趨勢。這也與境外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硬著陸的擔憂及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趨勢啟動不謀而合。
（二）對進出口的影響
根據馬歇爾—勒納條件，當進出口商品價格彈性系數大於1時，人民幣升值會導致出口下降和進口增加，促進國際收支實現均衡；當進出口商品價格彈性小於1時，人民幣升值不會導致出口總額的減少和進口總額的增加，無助於我國國際收支的平衡。
結合我國學者的實證研究，可以證明我國進出口需求是缺乏彈性的。厲以寧（1991）對我國1970-1983年的數據分析後認為，我國的進出口彈性分別為-0.6871和-0.0506；陳彪如（1992）運用1980-1990年我國進出口價格指數和貿易量進行回歸分析後得到我國進出口需求價格彈性分別為-0.3007和-0.724（劉燕，2008）；張明（2001）通過對1985-1998年的數據的回歸分析，得出我國的進出口彈性分別為-0.0566和-0.0057，兩者之和的絕對值僅為0.0623。因此，人民幣升值或貶值對我國貿易差額的影響十分有限。2010年後，我國出口當季增速和進口當季增速均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但貿易差額呈現總體平穩態勢，也證實了近期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對國際收支變動的影響不大。
然而，近期歐洲債務危機持續深化，作為我國最大出口地區的歐元區陷入經濟衰退，多家出口導向型企業凈利潤同比大幅下降，可見我國產品對國際市場仍存在較強的依賴性。即使在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情形下，只要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未實現根本轉變，未真正實現內需主導，出口就仍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與歐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將繼續形成人民幣升值壓力。
（三）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通過匯率彈性的擴大，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將原先完全由中央銀行承擔的匯率變動風險部分轉移至企業和個人等經濟活動主體，從而減少中央銀行調節匯率的成本。對習慣於穩定的匯率或單邊市場環境的經濟活動主體來說，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對其市場把握力與避險工具運用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商業銀行也不例外。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加劇意味著銀行持有的外匯敞口頭寸所面臨的匯率風險放大；銀行外貿型客戶因匯率波動而盈虧起伏，從而其缺乏保障的償債能力使銀行信貸資產壞賬風險增加。由此，預測匯率和利率變動趨勢，最終建立全面的匯率風險管理體系以真正實現風險收益的現代銀行經營模式則至關重要。
同時，銀行相關避險工具也不斷擴容，如遠期合約、外匯期權、貨幣互換、保理和福費廷等。銀行必須在人民幣外匯產品的定價機制、平盤方法、操作流程、風險對沖及管理等方面加強建設，提升銀行直接競爭力，對匯率風險進行主動控制。
（四）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王勇（2008）的研究成果表明，從短期來看，人民幣雙向匯率波動與證券市場價格之間存在動態修正關系，其中，B股市場價格隨匯率變化自我修正能力最強；其次是A股市場和基金市場，H股市場價格的動態修正能力最弱。
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與A股、B股、H股、基金市場價格波動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長期均衡關系，尤其是對H股市場帶來的沖擊更加明顯。H股是壹種用港幣或美元標價的人民幣資產，人民幣的升貶值自然帶來H股相應的升貶值；其次是B股市場、A股市場和基金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