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決定將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資430億美元有什麽意義

中國是IMF的創始國之壹，新中國誕生後我國的席位長期被臺灣當局所占據。1950年，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致電IMF，嚴正聲明中華人民***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壹合法政府，要求恢復中國在IMF的合法席位。然而，由於國際政治環境的制約，中國在IMF的代表權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為我國恢復在聯合國序列下各專門機構的席位創造了條件。1978年，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關於改革開放的決議為我國加入國際金融組織創造了有利的內部環境。1979年1月，中、美建交，加入國際金融組織的外部條件最終趨於成熟。1980年3月，IMF派團來華與我方談判；4月17日，IMF的執行董事會通過了由中華人民***和國政府代表中國的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和國在IMF的合法席位；9月，IMF通過決議，將中國份額從5.5億特別提款權增加到12億特別提款權；11月，中國份額又隨同IMF的普遍增資而進壹步增加到18億特別提款權。2001年2月5日，中國份額增至63.692億特別提款權，占總份額的2.98%，升至第8位，投票權也增加至2.95%，中國也由此獲得了在IMF單獨選區的地位，從而有權選舉自己的執行董事。2008年IMF改革之後，中國份額增至80.901億特別提款權，所占份額僅次於美、日、德、英、法五大股東國，投票權上升到3.65%。在2010年最新壹輪IMF改革之後，中國成為IMF第三大股東國，特別提款權份額將增至6.39%，投票權也將上升到6.07%，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不過，改革後擁有17.67%份額的美國依舊擁有“否決權”。IMF與中國的合作　　自我國恢復在IMF合法席位以來的30年中，我國雖然從IMF獲得直接的資金支持數量有限，但IMF作為我國與世界各國交流合作的重要平臺，為我國創造良好的外部國際環境起到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我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不斷增強，IMF已經成為我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履行大國責任的重要途徑。中國需要IMF這樣壹個國際性經濟組織的指導和幫助，IMF也需要中國這樣壹個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的支持。中國與世界銀行的關系，正如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戴相龍同誌所說的：“中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作，是雙向的、平等互利的合作，是富有成效的合作。”[1]　30年中，我國曾經兩次從IMF獲得直接的資金支持。1981年，我國向IMF借用4.5億特別提款權（約5.5億美元）的備用信貸安排（stand-by arrangement）和3.1億特別提款權（約3.8億美元）的信托基金（trust fund）以彌補當時的國際收支逆差。1986年，為響應當年1月召開的“全國經濟特區工作會議”上提出的發展外向型經濟戰略和鄧小平同誌6月對外匯問題講話精神，我國再次大量吸收外資，當年向IMF借入5.98億特別提款權（約7.3億美元）的備用信貸安排來促進我國經濟發展。這兩筆貸款都按時歸還，這也是我國加入IMF以來，僅有的兩筆貸款。　30年中，IMF成為我國吸收先進經濟管理經驗的重要途徑和與世界各國進行政策對話的重要窗口，它讓中國更加了解世界，也向世界更為客觀地介紹中國。IMF歷史學家鮑頓（James Boughton）在回顧中國加入IMF的意義時認為“對中國而言，加入基金組織的主要收益（除了獲得加入世界銀行的資格以外）[2]從廣義上來說是使中國得到了國際金融體系的認可，從狹義上講是中國可以更好地利用IMF的信息、數據、技術支持和培訓資源”。[3]對於剛剛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中國而言，IMF在為數不多的中國項目中所傳遞的知識理念是極為重要的，中國更好地學到了西方社會如何利用金融資源支持經濟發展。IMF還先後為中國的中央銀行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等重大改革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咨詢建議，並協助中國建立了符合國際標準的貨幣銀行統計體系和國際收支統計體系，改進了國民帳戶統計，建立了外債監測體系。IMF的技術援助還為改善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制訂與操作、修改和完善銀行法規及會計與審計制度、加強金融監管以及發展金融市場工具等方面作出了貢獻。IMF為我國政府機構的有關人員提供了大量的培訓。每年在我國舉辦的培訓班涉及貨幣政策、財稅政策、銀行監管、外匯市場管理、國際收支管理和宏觀經濟統計等不同領域。參加培訓的學員累計已達數千人次。壹些早期學員已經成為我國財政、金融領域的高級官員。我國每年還向IMF在華盛頓、維也納和新加坡的學院派出數十名人員，在宏觀經濟和金融的各個領域進行研討和進修。[4]另壹方面，通過IMF這個平臺，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對話與合作，讓世界更加了解和認可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在IMF每年的年會上，中國政府代表都會介紹本國政策立場和發展戰略，對國際金融領域的熱點問題闡明中國的態度。1980年11月、1986年11月和1990年1月，我國先後與IMF***同舉辦學術研討會，1997年9月還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召開了IMF和世界銀行的年會，這些會議多位增進中國與世界的信任起到積極作用。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等重大國際經濟事件中，中國政府也通過IMF會議表明中國立場。　30年中，我國在IMF中的角色逐步由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積極的參與者。在資金方面，中國從80年代的債務國轉為債權國，1994年向IMF提供了1億特別提款權的貸款，用於支持重債窮國的債務調整，同時還向該貸款的貼息賬戶捐款1200萬特別提款權；1997年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在IMF框架下向泰國政府貸款10億美元；1999年，中國又向IMF捐助1313萬特別提款權，繼續支持窮國減債計劃；2005年印度洋海嘯後，中國政府也積極為IMF的“沖突後和自然災害緊急援助貼息賬戶”註資為受災國提供援助。在知識貢獻方面，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IMF和全世界展示了壹種新的發展模式，豐富了IMF知識體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也於2010年2月被任命為IMF總裁特別顧問，為IMF能更好地“應對所有成員國未來面臨的挑戰，並加深基金組織對亞洲和新興市場的了解”[5]做出貢獻。除此之外，2010年的IMF改革，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日本的第三大股東國，投票份額也提高到6.07%，這是IMF對中國在未來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提出了期待，正如IMF總裁卡恩在本輪改革的新聞發布會上所說的：“我們也深信中國明白其對全球經濟所承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