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計劃生育為何持續這麽久？

梁建章 黃文政數十年來,中國計劃生育宣傳無所不在，早年各種標語遍及城鄉，甚至初中的思想品德、地理、歷史、生物課本都有宣揚實行計劃生育的必要性的文字。這種強勢宣傳後果，則導致當代中國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無論是縱向還是橫向比都最為偏執的人口觀念：在中國，人口太多成為全民***識，控制人口利國利民成為公理。絕大部分人沒有認識到，這種壹面倒的思維離維持民族繁衍所需的正常人口觀念有多麽遙遠。比如，當前大部分民眾會認為放開二胎就已足矣，而完全放開甚至鼓勵生育則被認為是非常激進的建議。但實際上，鼓勵生育是幾乎每壹個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的國家都在做的事情，盡管其中很多國家的生育率遠高於中國。比如，法國的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但遠高於中國，而法國長期鼓勵生育，至今生育八胎可獲得金質***和國家庭勛章，至於實際的生育鼓勵政策更是不計其數。反觀中國，即使強力鼓勵生育，生育率也幾乎無法維持在更替水平之上。因此，鼓勵生育並不是激進的建議，而是維持民族繁衍必須要做的事情。這個建議之所以會讓很多人覺得激進，恰恰是因為中國社會已經離正常的人口觀念太遠了。人口是民族之根本，也是國家最寶貴的資源。人口當然是負擔，但更是貢獻者。人在成年前是物質財富的消耗者，工作後是財富的創造者，年老後又成為消耗者。總體來說，人的貢獻要大於消耗，否則人類社會不可能進步。在最初的幾十年，持續低生育率因為少子化降低撫養負擔，也會給經濟發展帶來了非常有限的好處，但長此以往卻會導致人口的極度老齡化和急劇萎縮，從而給經濟，社會，文化帶來更為深重的災難。有關中國人口問題的爭論，最令人詫異的是與其說是只從負面角度來看待人口壹面倒的偏執觀念，不如說是支撐這些觀念的證據和理由如此經不起推敲。很多人對涉及中國人口問題的壹些基本事實壹無所知，其判斷是基於毫無根據的想當然，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則是他們對控制人口的觀點卻是那麽深信不疑。在1971年開始，中國實行相對柔性的計劃生育，其後生育率快速下降，到1970年代末期已經接近更替水平。如果說早期的計劃生育政策或許有其合理性，但自1980年開始的嚴厲化計劃生育政策卻毫無必要，中國社會當今流行的各種極端的人口觀念大都與後者有關。為什麽壹個非常聰明而且歷史悠久的世界最大的民族會在人口這個根本性的戰略問題上錯得這麽離譜，錯得這麽持久？這背後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支持生育限制的種種理由雖然長期和宏觀上不成立，但在短期和微觀上卻與直觀相符。中國改革開放之處，發現自己各方面都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人均意義上更是如此，大量知青回城又造成了短期的就業困難，因此很容易就把這些問題部分歸咎於人口太多。而且，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之後，人口過剩的思潮壹度風行全球，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等組織更是通過各種方式誘導和鼓勵發展中國家進行人口控制。這壹裏壹外的思潮，加上之前計劃生育的成功經驗，自然會讓嚴厲控制人口的思想在中國找到土壤。這種思想不僅影響到決策層，也影響到不同領域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壹些理工背景的學者，心懷強國之夢，滿腔熱情地投入到與人口政策相關的研究當中。其次，人口自身的變化規律是壹個比較數學化的問題，壹般人難以把握。改革開放之初對科學的崇尚蔚然成風，某些理工背景的學者運用數學模型和計算機對人口變量的內在關系進行描述和估算令人耳目壹新。但模型自身的嚴謹並不等同於其假設的合理和推斷的正確。仔細閱讀當年的重要文章就發現，這些模型的假設之離譜，推斷之草率令人難以置信。更重要的是，決定人口政策方向的應該是人口的規模和結構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這種影響到底如何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其結論的不確定性遠超過自然科學中的定律，不是壹些未受過嚴格的社會科學訓練，也沒有經過長時間深入思考的理工背景的學者所能把握的。然而，這些學者在本領域的成就和他們使用方法的數學化和計算機化卻給他們的極端的結論罩上了壹層科學的光環。第三，人口政策的後果有著至少幾十年的滯後性，嚴厲化計劃生育最初的幾十年裏恰恰又是中國經濟因為改革開放而蒸蒸日上的時期，所以人們很自然會把經濟上的成就部分歸功於生育限制政策的實施，雖然其貢獻現在從規範性的實證研究來看是微不足道的。實際上，對政策效果進行客觀的評判需要非常規範的學術研究，但中國學術界在這方面作用非常有限。這可能有多種原因。壹是計劃生育作為壹項基本國策可能在客觀上壓縮了不同觀點的討論空間；二是學術界內部缺乏有效機制讓不同的獨立研究成為決策的科學依據；三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相對落後，尤其在早期缺乏對相關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能力。第四，中國是個內部同質性極強的國家，壹種觀念壹旦形成都會具有巨大的慣性，因為當周圍每個人都那麽相信時，很少有人會懷疑它的合理性。而且，中國是壹個如此龐大而且歷史悠久的國家，人們對國家層面的決策存在著天然的信任。在人口問題的討論中，很多人的第壹反應是，中國有那麽多的研究機構，對基本國策的研究肯定非常透徹，怎麽可能會犯錯誤？我們在深入研究人口問題之初也曾壹度有過這種想法。直到仔細閱讀了與嚴厲化計劃生育實施之前幾乎所有重要的文章之後，才認識到自己當初的想法只是沒有根據的想當然。但仔細想來，這種現象也不奇怪。因為組織規模越大，內部的信息傳遞和反饋機制面臨的挑戰就越大。當每個人都對某件事深信不疑時，最終這件事情可能恰恰毫無道理，因為絕大部分對其相信的理由不過是別人也這麽相信。最後，支持嚴厲化計劃生育的幾乎所有理由沒有壹個是站得住腳的，即使個別論點有壹點道理，那也只是在短期成立。但是，當壹件事情錯得過於離譜時，人們反而更難相信它是錯的。這是因為承認它的錯誤意味著需要承擔更大的理智和情感的代價。對於嚴厲化計劃生育政策來說，無論倡導者，制定者還是執行者，幾乎都是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先，真心相信這個政策會成就壹個富強的中國。該政策執行的背後是全民族的巨大犧牲，因此人們情感上更難以接受，如此巨大的代價最終換來的恰恰是壹個不斷衰微的中國。嚴厲化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實施三十多年了，很多人早已經忘記這個政策最初是如何論證的，更不知道其論證所依據的研究是多麽粗糙和荒誕。繼續生育限制壹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竟然是，如果現在停止，那麽前面的努力就前功盡棄了。換言之，嚴厲化計劃生育本身的錯誤已經形成了壹種巨大的慣性，這種慣性在不斷地維持強化其本身的存在。在中國，提到人口政策的制定，很多人會覺得這是人口學家和計生委的職責，但這是壹個誤區。嚴格來說，人口學研究的是人口變化的規律，也就是人口自身和其他變量對人口的影響。但人口政策所關心的卻是反過來的問題，即人口對經濟、社會、國防、環境、文明興衰的影響，這些問題不是人口學，而是經濟學、社會學、國防戰略、環境科學和歷史學的研究對象。人口預測關心的變量是人口，因而是典型的人口學問題；但研究人口規模和結構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所關心的變量是經濟發展，因而是宏觀經濟學的問題，人口在這裏只是作用因子。因此，人口政策的方向性並不是人口學應該或者有能力回答的問題，但在中國，某些人口學家卻被賦予為人口政策決策方向提供建議的職責，這完全超出他們的知識和專業範圍。此外，計生委是執行人口政策的職能部門，可以提供參考意見，但由於其利益直接受人口政策的影響，在核心人口政策的決策過程中應該回避。最優的人口政策是讓生育的決定權完全歸於家庭，當然前提是父母知道自己的決定的後果，並願意承擔這種後果。在這點上，中國人可以說是屬於全球最有責任感的民族。至於特定時期宏觀人口政策的制定，應該廣泛聽取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以及社保、國防、民政、環保各部門的意見，而不只是限於人口學家和計生委。更重要的是，盡管人口學界和計生委中不少有識之士早已認識到中國人口問題的嚴重性並為此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工作，但作為整體，他們卻背負著沈重的歷史包袱，成為中國人口政策向合理回歸的最大阻力。正如美國人口理事會的Demeny所言，壹旦計劃生育組織成立，它的管理者與專業人士就會成形成壹個天然的集團，有強烈的意願為計劃生育的存在而辯護。喚起公眾對降低生育率的興趣，而不僅是提供服務，可長時間作為其存在的關鍵理由。（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梁建章為 攜程旅行網創始人，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客座教授，黃文政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現為北京某金融公司合夥人和董事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