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慈觀
去年 11 月底，電視節目錄制現場，演員高以翔在奔跑中突然倒地，後經搶救無果，遺憾離世，其死因為心臟驟停。但在此之前的 3 月，北京東單 體育 館的籃球場上，壹名五十多歲的男子心臟驟停倒地。所幸在隔壁場地，來自協和醫院的醫生正在打羽毛球。六名醫生當即趕到現場，對男子進行胸外按壓、AED 體外除顫。隨後男子被送往同仁醫院接受後續救治，與死神擦肩而過。
同樣是心臟驟停，壹人憾然離世，壹人成功存活。除了醫生的及時出手外，這也離不開東單 體育 館配備的 AED（自動體外除顫器）。AED 能夠在瞬間以電擊形式刺激心臟，恢復其正常跳動狀態。針對心臟驟停，急救中存在“黃金四分鐘”，超過四分鐘，大腦將產生不可逆性損傷， 同時，單純心肺復蘇，存活的成功率只有 10%，假如有 AED 早期參與，成功率將達到 74%。可 見，AED 的角色更是不可或缺。
此次東單 體育 館的 AED 提供方，是壹家註冊在上海的公司，叫做合恩醫療。合恩醫療在 2015 年，就進入了公眾急救領域。對於合恩醫療而言，這可能是壹個存在巨大潛力的市場。 市場潛力有多大？
以上只是 AED 的投放數量上的差異，我們還要考慮急救知識與技能的普及，公眾急救體系和人員的搭建，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等問題。可以說，國內該領域的發展仍然處於初級階段。
既然市場潛力巨大，為什麽我們沒看到該領域的爆發式增長？ 據公開資料顯示，合恩醫療在 2015 年完成了天使輪融資，此後在 2019 年獲得了禹閎資本的 Pre-A 輪融資。第壹反應是國內另壹家急救領域的公司，在 2015 年由魚躍科投及騰訊投資做過壹輪融資。還有壹家叫做辰邦急救的公司，成立於 2015 年，暫無融資信息。該領域的融資規模較小，僅在千萬級別。
困難在哪裏？
事實上，企業與投資人都能看到該市場的潛力，但是市場剛起步，困難重重。
對於企業而言，有效地提供急救相關的產品與服務之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才是重中之重。 中國人所謂“想致富，先修路”，就反映了基礎設施的重要性，而急救領域的基礎設施包括消費者意識的培養、公眾急救體系的搭建、配套法律法規的出臺等。
對於合恩醫療，急救產品與服務的受益方與支付方是不同的。在壹場馬拉松賽事中，受益方是參加比賽的跑步者，而支付方是賽事主辦方或地方政府。在上述北京東單救人事件中，受益方是突發心臟驟停的男子，而支付方，同時也是捐贈人，是壹名北京急救誌願者。受益方範圍廣，基本面向大眾，而支付方通常是政府、企業、捐贈機構與個人。
這與普通商品是不同的。例如，智能手機市場規模巨大的同時，支付方和受益方是重合的。
公眾急救領域兩者的不重合，使得企業要做兩件事情：壹方面，要尋找到有支付意願的機構和個人；另壹方面要提升大眾對急救的認知水平，從而促進該領域的發展。
壹家企業投入的資本，完成了消費者意識培養後，最終會產生正面的溢出效應，有利於降 低後來者的進入門檻和成本。 消費者意識的培養，也屬於壹種公***財（public goods）。 最終， 成本是由初期進入該領域的企業承擔，而好處則是全市場享有。
正由於上述現象的存在，壹開始進入急救領域的企業和投資者就成了冤大頭。有人可能會問：公眾急救的事情難道不能交給政府機構，或者慈善公益機構嗎？
其實，政府機構本身在行業政策制定和行業生態建設方面，都扮演著重要角色。例如，新加坡民防部隊不僅主導 AED 在公***場所的投放，還推出了手機應用，標記 AED 地理位置，公告突發性心臟驟停的情況。民防部隊還借助“救人壹命”（Save a Life）計劃培訓社區急救員。
當然，民間機構也可以主導該領域的發展。例如，日本救急醫療財團是急救相關的基金會， 成立於 1991 年，為急救領域的研究提供資助，並提供相關教育與培訓。它還推出了 AED 地圖， 匯集了日本各家 AED 制造商、銷售商所提供的 AED 設備安裝位置和維護情況信息。從發展周 期看，日本從開始投放 AED 到“每十萬人擁有量”達 100 臺，用時七年左右。從發展模式來看， 日本依賴於民間的參與，有效調動全 社會 力量，才達到了現在每十萬人 500 多臺的結果。
誰可以破局？
按照“每十萬人 AED 擁有量 100 臺”的目標預測，中國 AED 的需求量約在 140 萬臺左右。
現實與目標的差異，僅僅依賴政府或慈善公益機構，顯然是無法解決的。這就需要民間資本的 參與。 公眾急救醫療是個相當特殊的行業，該領域企業的發展可以帶來更多的 社會 效益，但是企業又處於發展初期，不確定性大，相對而言，風險比較高，現階段的財務回報未必能達到市場平均水平。純粹以回報率為考量的普通投資者不壹定願意參與，因為這裏存在“回報抵讓”的問題。這種抵讓是指，在開拓壹個新的市場領域過程中，投資者為達到預期之市場層級的 社會 效益，需要在財務回報上給出壹定的讓步。
相比於傳統投資者，影響力投資者（impact investor）更願意進入該領域進行投資。 影響力投資者有主動的意圖去創造積極的、可度量的 社會 影響力，並兼顧財務回報。在推動公眾領域發展、鋪墊基礎建設等特定條件下，影響力投資者願意犧牲壹部分財務回報以換取市場層級的 社會 效益，因此可接受低於市場平均水平的財務回報率。
孟子有雲：“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對於公眾急救的相應企業而言，沒有影響力投資的資本就難以擴大規模；對於影響力投資者而言，其推動 社會 前行的積極意圖在投資上就形成” 舍我其誰”的本質。從另壹視角看，為了與”舍我其誰”的精神相輝映，影響力資本具有壹種“外加性”（additionality）：倘使我不投資，還有誰投資?這種外加性反映了影響力資本在新市場領域之任重道遠，當其他類別的資本畏首畏尾，不願承擔更多責任時，它卻勇猛精進，流向資本匱乏之處，以創造最大的 社會 影響力。
在很多情況下，當商業資本因風險過高、回報期過長而不願進場時，慈善組織會彌補空隙，把公益捐贈導入市場。但此處壹般人會問到，相比於公益慈善，影響力投資的資金使用效率是否更高呢？亦即，同樣的壹塊錢，投資是否能比捐贈產生更大的 社會 效益呢？換句話說，當公眾急救領域的發展，政府及公益機構都有參與時，怎麽衡量影響力投資的效率呢？
針對於此、影響力投資領域的先鋒聰明人基金（Acumen Fund）提供了壹個方案，叫做 BACO， 即以最優慈善選項（best available charitable option）作為比較基準，以凸顯影響力投資與傳統慈善之間的差異。 影響力投資相較於 BACO，具有財務杠桿優勢、企業效率優勢、技術創新優勢。 通過 BACO 比率，亦即影響力投資與 BACO 的單位 社會 效益比值，我們可以確定影響力投資的“效率乘數”。例如，聰明人基金曾經以非洲抗瘧蚊帳為例，旗下基金投資壹元所產生的 社會 效益是 BACO 的 52 倍，即 BACO 比率為 52。這足以顯示，影響力投資者在其中所能發揮的巨大能量。
總的來說，在市場拓荒階段，企業參與的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公***財的特性，也反過來制約了初期企業的進入和發展。這個時候，懷著“舍我其誰”精神的影響力投資者可以成為破局人。
（邱慈觀是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知名的影響力投資學者，張旭華是上海高級金融學院 社會 責任投資專項基金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