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龍的後半部分，有自由交流。除了個別具體業務的溝通，還談到了我們這條線的“職業化、專業化、專家化”。入行十年，聽了十年這句口號，從國家到學校到我面前的沙龍都在認真的講。我覺得自己在多年的漂泊後終於找到了壹個組織，我脫口說出了此刻的疑惑:“從國家到大學都在提倡職業化、專業化、專家化......所以想知道工作室的輔導員有沒有向職業化、專業化、專家化方向發展的計劃？例如，在這壹領域的能力提高和平臺所有權方面是否有任何機會？”有壹個同事很友好的回應，帶點勸誡的味道，大意是，參事專線本來就是為國家的政治需要服務的，所以叫“思政參事”，本來應該往行政升遷的方向走，但是這幾年這條路不是很清晰；說到專精和專精，沒有這方面的學術背景；所以我的理解是，我們不應該想這麽崇高的事情......不要太在意這些外在的東西，做好我們的工作，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後來的結論是“其實國家，學校和我們也很迷茫，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請允許我直言，當時我內心OS:“e ~ xcuse？我~~~換句話說，是路在召喚我們去走。其實誰也不知道它去哪了~ ~”然後我想起了多年前“集結號”後觀眾的戲謔，大吼~
是誰的“職業化、專業化、專家化”？
就是這個時代的。高校輔導員的身份存在於師生關系和社會需求中。當前的時代變遷，尤其是大學生日益增長的自主性、多變性和差異性，對高校輔導員的傳統身份提出了挑戰。首先，管理者身份的話語已經失去了力量:我國的輔導員身份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條件下有不同的側重點，但其目標是‘任務型’。在這種目標觀的影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導內容是與國家和政黨密切相關的思想內容和政治內容。“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科技的快速發展，工具理性大行其道，消解人文關懷成為價值衡量標準，帶來了社會價值標準相對失範、道德規範相對無序的困境，個人判斷標準和價值尺度變得模糊。”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的主體構成越來越多元化和社會化，實現目標的政治動機對客體的吸引力越來越小。“學生的主體性不斷凸顯。他們帶著強烈的批判意識，不再滿足於自己被期望成為什麽樣的人，被培養成為什麽樣的人，甚至懷疑和抵制“妳該怎麽辦”的話語體系，試圖消除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合格/不合格”的思想道德評價。在思想政治工作任務的宣傳和落實過程中，不再只有壹種順從的聲音，而是來自不同特點學生的多元化回應。高校輔導員越來越難以兼顧任務要求的統壹和學生情況的多樣化。往往他們只能用“政策是這樣的”“校規”等模糊的說法來回避學生日益增長的個體自主性，用“我管不了”“我別無選擇”來回應學生的多樣化需求。表現了高校輔導員在工作中的自我隱蔽和自我迷茫，既反映了高校輔導員權威的弱化，也凸顯了其作為管理者地位的日益喪失。其次，服務提供者的身份不夠:現代網絡信息技術帶來了人類生存方式的巨大變化，隱藏的無限網絡空間為人們構建了壹個全新的虛擬世界。虛擬世界的超現實分隔了時間和空間的自然界限，為人們的互動提供了便利，延長了輔導員的工作時間。輔導員可以隨時隨地在網上接收學校通知和任務，解答學生的咨詢和幫助。高校輔導員被時間異化，被各種工作日程纏住，容易產生疲勞和無力感。高校輔導員的工作內容日益增多。除了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外，很多事務性的工作需要與學校各個部門的溝通和配合。比如宿舍文化、獎貸、職業指導和就業指導、創新創業、心理咨詢、校際交流等事務繁雜，輔導員承擔的服務者身份實際上是各種角色的集合。專業知識的廣度和深度讓輔導員應接不暇，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性格類型、不同成長需求的學生對個性化服務的需求越來越高。此外，高校各部門之間的協同育人機制尚未成熟，大大增加。三是專任教師身份認同的實際弱化:現代性帶來的多元文化給精神生活的刺激需求和娛樂需求帶來了多重感受的體驗。同時，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和大眾傳媒的快速發展，促進了精英文化的弱化和大眾文化的興起，也促進了知識文化的扁平化、淺薄化和快餐化發展，使得最高層次的精神需求和理性思考被延遲甚至被忽視。高校輔導員在承擔大量日常管理工作的同時，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鉆研學術，認真備課。大部分輔導員只能給學生上幾門就業指導之類的特色課程。這種去中心化的時間和思維模式，以及迎合學生娛樂和快餐的移動課堂，使高校輔導員很容易陷入現代性帶來的理性思維的消化之中。在實際的身份評價體系中，雖然很多文件都對高校輔導員的專職教師身份進行了界定，但很少有高校能夠考慮其工作的具體情況，單獨擬定評價標準，仍然是以專業教師的要求來衡量，輔導員沒有主觀發言的余地。在職稱評聘方面，雖然《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條例》要求高校“結合各校實際，制定輔導員評聘教師的具體條件，突出與學生壹起工作的特點”，但由於輔導員實際工作難以量化，很多高校都未能做到這壹點。導致輔導員無論是課時還是科研成果，與專門從事專業教學的老師相比，都很難達到相當的水平。
？嗯，我說的是人。總之，輔導員不再走行政晉升之路，而是很難走職稱之路。這些都是發展的問題。關鍵是他們每天面對的學生群體的需求不壹樣，時代和環境不壹樣。走“職業化、專業化、專家化”甚至關系到這個行業如何存在(尤其是在“職業化”沒有實現的前提下)。
因此，教育部《關於加強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的意見》(教社政〔2005〕2號)提出:鼓勵和支持壹批骨幹攻讀相關學位和專業，長期從事輔導員工作，向專業化、專家化方向發展。教育部《2006-2010高校輔導員培養計劃》指出:“向專業化、職業化方向發展。”壹時間，關於高校輔導員職業化、專業化、專家化的理論研究層出不窮。在實踐中，從2005年開始，教育部在全國建立了21高校輔導員培訓研究基地。組織選拔高校輔導員骨幹到境外高校學習培訓；成立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輔導員工作研究分會，創辦全國高校輔導員工作指導雜誌。啟動高校輔導員思想政治專業在職博士項目；舉辦“輔導員年度人物”、“輔導員職業能力大賽”等活動，也培養了壹批輔導員，但這些數量和規模遠遠不能覆蓋大部分輔導員。“擁有抽象知識的高聲譽也意味著更有效的專業工作。因此，專業工作中包含的專業知識越抽象，其在診斷、推理和治療過程中面臨的非專業因素就越少，這類工作的專業純度就越高，其專業地位也就越高。”(劉思達:《專業自治與國家幹預》)對於大部分輔導員來說，專業化、職業化、專家化還是霧裏看花，靠個人努力是無法克服的。要組織搭建平臺，整合資源，規劃藍圖。
當然也有很多困難。比如學校唯壹的職業發展和就業咨詢“壹對壹”咨詢室，現在就靠德高望重的領導讓出辦公室。
所以我認為，“職業化、專業化、特殊化”是時代催生的，是教育部提出的，是學校推動的，但歸根結底還是我們自己先。如果我們作為輔導員，不去思考這個問題，只做好眼前的工作，就會放棄這個團隊在“職業化、專業化、專家化”中的主導地位，依賴政策安排，重蹈被主體拋在後面的覆轍。更有甚者，尼采說人類最大的危險在於“過早停止，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動物和大多數生物物種很早就走到了盡頭”。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斷追求自我實現，壹直被認為是人的天性，是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性。亞裏士多德說“思辨是最大的幸福”，我之所以體會到這壹點，是因為我在思辨中感受到了自己作為主體的存在。思考這個“職業化、專業化、專家化”的問題，完全不影響心態，反而更享受。
或者我們可以從“三個現代化”開始。哦，不，是今天在沙龍上說的。現在我們把專家都砍掉了，只剩下“兩個現代化”。可以從壹個“兩個現代化”的NGO開始，獨唱的音樂沒有其他的好聽。
？秋雨壹層涼，雨後空氣涼爽晴朗。先整理壹個火鍋，圍著竈臺說。
P.s發現正經的農歷生日剛剛過去，獻給自己和祝我生日快樂的蜜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