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過去——緬懷巴金老人
2005-10-28作者:黃裳
■黃裳
10月17日晚飯後，我正在電視機前看神六成功返回的新聞。電話裏傳來了巴老去世的消息。我並不驚訝，依然平靜地看著電視。但是當我上床的時候，我壹夜沒睡。六十年來，我壹直在向巴老還錢，第二次念念不忘。實在沒辦法。認為只有把這些塵封的記憶碎片捕捉在紙上，作為對老人的紀念，才能獲得心靈的平靜。
我第壹次見到巴金是在1942年的冬天，在重慶。那時候我壹個人去舒，沒有朋友，只帶了他三哥和我的老師李林的壹張紙條介紹我認識他。紙條上什麽都不敢寫，只報平安。巴金話不多，卻熱情地接待了我。記得介紹我去沙坪壩壹家吳郎溪開的寄售店，賣壹件大衣當生活費。他還把我的遊記散文介紹給旅遊雜誌。在重慶拿到首付款。
我們見面不多，但是有兩三次。對話也很短。之後，我去了部隊，當了壹名翻譯。我在昆明、貴陽和印度都收到過他的來信，都在討論我發表的散文集。他真的不辭辛苦地為壹個年輕人做這些瑣碎的事情。最後由他作為編委會成員編輯成書，1946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文藝集》。這是我的第壹本書。沒有他，我不會出現在文壇上。
後編入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學叢書”，他任出版社總編輯。當我拿回手稿的時候，我真的很驚訝，臉紅了。那些亂七八糟的卷子都被他用紅墨水修改過，連標點符號都沒放過。比如我喜歡寫的“李”字也被改成了“？”詞。才明白編輯的責任和辛苦。那時候，他已經是壹個有名的作家了，卻甘願埋頭於這些“小事”。我想從他身上得到教育和影響。他是壹個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組織者。從他那裏推薦了多少新人，給文壇增添了這樣的新生力量？很多都是在沈默中完成的。
1946後落戶上海盧灣區淮海坊59號。這時，我已經成了他家的常客。因為工作忙，不經常回家吃飯。我經常在他家吃飯，像家人壹樣。飯後聊天經常聊到深夜。女主人蕭珊熱情好客，59號成了沙龍。文藝界朋友絡繹不絕。在他家，我可以見到來自不同學校和地區的作家。作為壹名大三學生，我見過很多資深作家。所謂“後輩”，指的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蕭山的壹批學生，如穆旦、汪曾祺、劉北齊等。巴金工作忙，總是躲在三樓的臥室裏，蕭珊只在吃飯的時候叫他下來。我們都是當面叫他“李老師”或者“巴老師”，背後叫他“老八”。“晚輩”有時候會邀請蕭珊出去看電影，拍DD的，金易說我們是蕭珊的衛星。我還邀請他們全家去嘉興和蘇州玩，巴金很樂意參加。1956年重遊重慶，在米亭子書攤買了壹本巴金爺爺的木刻詩集，回上海後送給他。他非常高興。巴金喜歡旅遊，不僅僅是杭州。
巴金也喜歡坐在咖啡館裏隨便聊天。沒有什麽嚴肅的話題。他不提倡什麽“主義”，不重視文學批評，雖然與李健吾交情很深。他也偶爾對壹些作品發表壹些評論。我問他哪個譯本最好，他脫口而出“魯迅譯的《死魂靈》”。他還說胡適的白話文寫得好，清澈如水。他對徐懋庸有意見，但是他從來不聽他背後說的話。
巴金也有激動的時候。有壹次他和吳郎溪、朱在家裏商量什麽事，大概是關於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事，吵得很大聲，我坐在那裏，聽不懂也不能插嘴。
他也關心我的感情生活，提出建議。後來在告別儀式上，我發現了壹個署名“老朋友巴金”的花圈，真的讓我很感動。那時候他已經在醫院住了好幾年了。
對於李林墓碑的設計，我曾經讓馬壹初寫壹個墓碑，他當即拒絕了。後來，錢鈞被邀請了？設計的。
他喜歡買書然後送人。我陪他逛了很多西文二手書店，店主都和他很熟，把好書都留給了他。他的大部分版稅都花在書上了。他喜歡把新書送給朋友，不管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作品。因為經常和他見面，我拿到了很多他簽名的書，有些是剛出版的宣傳冊，後來很難全部搜到。至於大部頭，比如《全集》《文選》之類的，我更是樂得像在誇自己剛出生的孩子壹樣給。他的翻譯選集曾經有香港三聯版，印刷精美。後來出了壹個臺灣省版，精裝大疊，還樂呵呵地當了禮物。最後是“人文”版的全譯本。他真的是壹位優秀且成果豐碩的翻譯家。我最喜歡的是他翻譯的赫爾岑的《壹個家庭的戲劇》，是不可多得的譯本。喜歡收集和老師朋友比較親近的作品，力求完整。不知道為什麽有些人不理解，嘲諷。真的是無法理解。他搬到武康路房子的時候，我幫他把書和壹捆捆外文書搬到他二樓的書房，費了好大的勁。他真的是壹位偉大的藏書家，卷帙浩繁，他的很多書在生前都被捐贈給了各大圖書館。他還有壹個遺願，就是完成壹個“瑤琳圖書館”，紀念他的三哥。我見過新華書店很多次按時給他送新書，壹次幾十本。可見他愛書。
有人認為，巴金當了幾屆政協副主席，當了多年作協主席，所以算官員。其實我覺得他對當官壹點興趣都沒有。雖然醫院病房門口總有幾個軍人把守，出行也有車隊，但他對這些並不覺得有什麽意義。平時聊天，也從不涉及官場。我能記得的，只記得他曾經提過周揚勸過他入黨，就是閑聊中的壹句話，並沒有深入討論。他曾多次訪問北京，並會見了高層政要。他沒有詳細說明。只有胡耀邦請他吃飯。他講得很詳細，也很感興趣。
他喜歡西湖，晚年多次去杭州休息。1983的秋天，我也從杭州去了魯迅的故鄉紹興。我和我的妻子去了那裏，(袁)也和我壹起去了。他興致很好，雖然腿腳不方便，也去了玉玲；坐在《三潭印月》魯迅讀書桌的小凳子上，有些尷尬。在百草園拍照，是他晚年最悠閑、最健康、最好的壹張照片。
我單位進行個人鑒定的時候讓他給我提意見。他指出我“極度渴望金錢”是壹個很大的缺點。這個批評是準確的。因為買舊書，錢總是不夠用。因此，預付稿費是用來計算稿費的，編輯費也是用來編書的(如《新時代文聰》)。為了買書，有壹次我向肖山借了300塊錢，過幾天自然就還了。可見他對我的批評也是事實。他壹直主持大型文學刊物《收獲》。我在80年代給《收獲》寫過壹篇稿子，從來沒有拒絕過。但是有兩件小事可以彰顯他的風格。我有壹篇文章《過去的足跡》，是關於吳晗的。文章結尾很多字被他剪掉了。還有壹句對壹個老朋友不敬的話，也被他刪了。兩次都沒有和我討論，編輯告訴我第二篇的處理方式表示可以在以後的編著中加入。我很佩服他的做事風格。感覺坐在大樹的樹蔭下是壹種幸福。
他總是建議他的朋友多寫些東西，留下更多的東西。他懇切地勸曹禺完成《橋》這部戲，即使是在病房裏。他總是鼓勵我，幾乎每次見面都要我多寫。回首往事，至今不敢懈怠。
他晚年完成的代表作《隨想錄》在香港《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上連載，引起壹些流言蜚語。我還寫了壹篇關於《大公園》(收錄在《夏宇·舒舒》中)的評論，他曾經誇我當面說得好。這是難得的誇獎。不是文章寫得好，只是有壹時的輿論氛圍。隨想紛紛發表，不同觀點層出不窮。當時，筆者感覺自己就像壹個在太空中飛行的飛行員。但我從沒見過他在聊天中表現出什麽，他出奇的淡定。我從側面了解了所有的細節。
寫到這裏，來了壹個記者，問了很多奇怪的問題，小故事，關於巴金的“小故事”。我無法回答他們，我不知所措。好容易送走了客人，拿起壹本《隨想》看，翻了翻，翻到壹面“大鏡子”。看完了，寫得很好，是壹篇好文章，壹篇好文章。文章裏有幾句話，“我不需要悼詞，我甚至不想聽別人說我骨灰盒的好話。”好像是他兩天前說的。我記得他曾經跟我說過《隨想》是寫遺囑的。當時真的吃了壹驚，覺得刺耳，不知所措。現在想來，他沒有撒謊。《隨想》是壹本道出真相的書。雖然有人看了不舒服，但她會挺過來，直到謊言消失的那壹天，她自然會滅亡。
“文革”後期我陪黃永玉去武康路看望巴金，那是我們十幾年後的第壹次見面。令我驚訝的是，他的頭發全白了。永玉帶著沈從文的問候來了。他的家人都住在樓下的客廳裏，其他房間都是密封的。蕭珊不久前去世了。他的表情很孤獨，話也少。我們坐了壹會兒，然後離開了。大約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能夠悠閑地參觀和交談。
巴老的去世是中國文壇的壹大損失，他失去了壹位領軍人物。他死了，享年101歲，但他仍然領先於時代。我記得以前，我在說話的時候，對新作者的文字不滿意，不講究，他不夠精通。他馬上反駁，為新勢力辯護，就像老母雞護小雞壹樣。他是新生的保護者，是前進路上的引路人。他的兩個遺願是:第壹，建立現代文學館，現已初步建成並日益壯大；另壹個是“文革博物館”的實現。雖然八字沒有壹撇，但倡議確實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和認可。不應該有遺憾。情急之下，我寫下了這篇紀念巴老的短文。沮喪地扔筆。
2005年十月十九日
1991年，黃裳和巴金在巴金的公寓裏聊天。
偉大的藝術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同代晚輩緬懷巴金】
我今天帶了壹束花，但是我沒有地方獻。這是我的心情。
我從十四五歲開始讀他的作品。應該說，我是跟著巴老的文學作品長大的，吸取了他的智慧和營養。大約1921年，我叔叔郁達夫從日本回來，住在我們家。我才五六歲，他的創造社的書就放在我們家。他走後，我開始學習，壹直在順手看創造社出版的書。與此同時，我開始接觸巴老的作品，也就是在我十四五歲的時候，三十年代初。所以我是在巴老的文學熏陶下長大的。
現在我們有千言萬語紀念巴老。我覺得不是壹句話那麽簡單。他是我們所有人的良心。當我們想起他的時候，壹定要問問自己，我做了什麽好事或者壞事。他是我們國家的良心。當我們想起他，我們會更加愛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孩子和我們的朋友。壹想到他，我們就不敢做壞事。所以今天，我們紀念他，我們應該想很多，但我壹時說不出什麽。
我知道他經歷的壹件壞事是文化大革命。痛苦給自己，給親人，給時代，給朋友帶來不幸。所以，他時刻不忘讓大家記住這段歷史。所以他說應該建立文革博物館。在巴金誕辰壹百周年之際，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了壹場展覽。我們都參加了。丁聰有工作，我也有工作。我畫了他的肖像，他晚年的肖像，不像丁聰，壹般復制。我的肖像的主題是寫他的壹句話，我們應該建立文化革命博物館。我覺得今天是他最大的意願，就看我們什麽時候能實現了。我認為最容易實現的就是從小處著手。在我們還沒有忘記的時候，註意收集這些資料。
看了他的《隨想》，我不擅長用任何形容詞。這是壹部偉大的作品，壹部偉大的時代作品。
■余楓(女著名畫家)(本報記者孫飛翔根據錄音整理)
巴金代表了中國、世界和全人類壹種堅不可摧的偉大精神。
巴金，壹個世紀的見證者，留下了他的真實記錄。壹個真理的追求者，給歷史和後人留下了他不斷追求的記錄，包括走過的彎路。
巴金老人以101的年齡走進歷史，回歸自然，走向在他之前已經離去的蕭珊。這符合古人所謂的“紅白喜事”，要點紅燭。
巴金晚年在病榻上徘徊，正如他在1997入院時說的那樣，“從今以後，我為妳而活。”在祝賀巴金百年誕辰時，他甚至把“講真話”和“建立文革博物館”當作禁忌。請大家想壹想，去掉這兩篇文章的巴金，還是那個熟悉的巴金嗎？現在巴金放棄了，也可以說是從漫長的人生和屈辱的枷鎖中解脫出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巴金作為壹個偉大的個體，最終獲得了自由。
巴金的壹生給我們留下了豐富而厚重的精神遺產。我們有權利和義務接近這壹遺產，清點它並繼承它。這首先是思想文化界同仁要做的。今天開的學術研討會也是很多相關工作的壹部分。我覺得把這些作品做好，就是對巴金最好的紀念。
我從小學起就讀過巴金的散文、小說和圖片。60年來，在時代波折的影響下，我對巴金的認識經歷了壹個不斷升華的過程。我以為，紀念巴金，至少不要違背他老人家的意願。巴金的社會理想和人格理想，他畢生追求的古老而強烈的願望，哪些實現了，哪些沒有實現，我就不多說了。我聽說過巴金晚年的幾個具體願望。壹種是把骨灰和蕭珊的結合起來，我覺得可以實現。還有壹個現代文學博物館，他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希望建造。現在硬件達到壹定規模，也許老人可以安息了。然而，據我所見，在文學館的院子裏，五四運動的代表性文化名人的雕像，少了胡適和陳獨秀。如果沒有這兩位拓荒者和勇士的形象，巴金老人如果了解自然，也會感到不安。
不可避免的是，巴金在文革後復出，極力實踐“講真話”。雖然他留下了幾十萬字的《隨機故事集》和《真理集》，但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他開辟和創造了壹個真理可以暢通無阻的空間，使“講真話”成為壹種社會風氣和普遍心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巴金屬於人民，巴金屬於讀者。巴金，壹個響亮的名字，不僅標誌著宇宙中的壹顆小行星，更代表著中國、世界和全人類壹種堅不可摧的偉大精神，即巴金壹生反對專制、爭取自由的精神。所以我說，巴金沒有離開，他將永遠在我們中間。
■邵燕祥(著名作家、詩人)(本報記者孫飛翔根據錄音整理)
[媒體人看巴金]
他總是緊跟時代的脈搏。
采訪對象:李輝長期研究巴金，傳記作家，人民日報社文藝部主任。
最後的六年，其實巴金是在病床上度過的，但和這個時代沒有直接關系。因為他已經不能夠發表他的作品了，而作家要靠作品說話。
在巴金《隨想錄》創作高峰期的80年代，他的作品體現了他真正的價值，即參與社會、影響時代、幹預生活。這些都是巴金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
其實巴金自己壹生都在矛盾中，真正想做的事情，最後其實都沒有做。比如早年他想離開家庭，批判家庭，但其實他是壹個家庭觀念很重的人。
我發現巴金的性格就是這樣，總是在思考，總是在受苦，思考問題。他對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總有壹種惆悵和不滿，但又完全控制不了過程。他想表達的很多東西其實已經在他的作品裏了。
巴金是壹個很低調的人，但就是這樣壹個人被時代賦予了最高的地位，成為偶像，這不是巴金想要的。
在文學成就上，當然魯迅和沈從文，包括曹禺，都超過了巴金。但就綜合文化貢獻而言，巴金的地位是別人無法替代的。
巴金活了很久，他能夠在兩個不同的時代產生很大的社會影響。比如早期的《家》、《春秋》三部曲，他用文學作品影響社會；當他到達《隨想錄》時，他用他的文學散文和政治評論對社會產生了影響。所以，如果說巴金是“與時俱進”，可以理解為他始終與時代的脈搏是相通的。■本報記者盧據
他走了還是榜樣。
采訪對象:許，巴金密友，《文匯報》資深編輯，《巴金傳》作者。“我從上世紀50年代就認識巴老，他對我們這壹代人影響很大，他的去世對我們這壹代人打擊也很大。”許今年已經84歲了，他與巴金的交往已經持續了半個多世紀。
“6月1940，1，我在《申報》副刊上發表了我對秋天的思考。那時候，我還在上中學。我和當時很多年輕人壹樣，深受巴金作品的影響，無論是創作還是人格塑造。”
“巴老很鼓勵年輕人寫作。當時我是壹家報紙的文學編輯。有時候，他會把壹些剛開始工作的青年作家的優秀作品推薦給我發表。”許回憶說:此後，他寫了許多《巴金訪談錄》和與巴金有關的傳記、評論文章，並首次撰寫了50萬字的巴金傳記。
許告訴記者:“記錄巴金是我壹生的幸運。現在，我越來越覺得他的存在是壹種力量，不僅對我，對整個社會都是如此。”
“人們可以從巴老身上得到溫暖。”在許看來，巴金終於是壹個“完美的人”，也許不完美，但很完整。
盡管許多人對他的文學技巧仍持有不同的看法，盡管他也產生了壹些特殊時代的“廢品”，但他的百年經歷了近代中國的兩次社會轉型。他在每個時期都不是最典型的，但從整個過程來看他是壹個代表，代表了走在時代前列的知識分子的表現。■本報記者盧據
【外國學者論巴金】
《隨想》中的反思與同樣經歷過多次政治動蕩的俄羅斯讀者的心情非常吻合。
采訪對象:拉喬諾夫(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副主任、教授)；
俄羅斯學者拉喬諾夫對記者說的第壹句話令人震驚。他說，在剛剛告別巴老的今天，我們熱愛和敬仰巴金先生，但有時也要否定巴金。應該否定的是“我所做的壹切都應該屬於中國人民”這句話，因為巴金先生屬於全人類，他的偉大人格必然給全人類留下偉大的榜樣。
巴金先生熟悉並偏愛俄蘇文學，在翻譯方面有很大貢獻。如果這位傑出的中國作家的文學遺產沒有傳到俄羅斯，那將是極其不公平的。毋庸諱言，這種不公平在壹定時期確實存在。巴金最早的俄文譯本出版於1954年，1955年才有壹篇介紹巴老創作的論文。當時，巴金早已被視為中國新文學的大師，成為壹代中國青年的偶像。然後是巴金、老舍、葉聖陶的時代，他們的作品迅速贏得了廣大蘇聯讀者的心。
拉喬諾夫說，巴金作品翻譯的推動，部分是因為巴金1954去莫斯科參加紀念契訶夫逝世50周年的活動。1956之前，蘇聯有巴金代表作《家》的譯本，印數達9萬冊。蘇聯讀者在20世紀30年代逐漸了解了巴金的代表作。巴金作品中的主人公充滿了正義感、道德純真、正義的人情、自我犧牲的能力和對真理的追求，作者的語言極具表現力和感染力。巴金的小說雖然社會批判尖銳，但他沒有當時幻想文學流行的空談和狹隘政治服從的病。
然而，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的破裂對包括巴金在內的中國文學的翻譯和傳播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響。本巴老的下壹部俄語選集出現在1991，時隔32年才出版。他的《隨想》等作品中的反思，非常符合同樣經歷過多次政治動蕩的俄羅斯讀者的心情。作為壹名文學藝術家，巴金在文學創作中選擇了自己的道路。在俄羅斯漢學教育中，對巴金的了解是漢學家培養不可分割的壹部分。巴金壹直愛著俄羅斯，俄羅斯也將永遠愛著巴金。
如何評價巴金，壹半屬於巴金本人，壹半屬於讀者。
受訪者:酒井良司(壹橋大學演講與社會研究系教授):
從65438年到2006年，外國歷史酒井參加了每壹次巴金研討會。“我可能是唯壹這樣的外國學者。”酒井告訴記者，“我去過嘉興三次，很喜歡。直到1990我才知道這是巴金的祖籍。嘉興有很多人文財富，現代文學史上有很多著名作家。”
在第八屆巴金國際研討會上，酒井康史是幾位會議主持人之壹。他精通普通話，這使得記者與他交流並不困難。
“我的印象中，巴金是壹個和藹可親、富有魅力、平易近人、表面硬骨頭的人，壹個不妥協、與現實抗爭的人。日本曾經掀起“巴金熱”，因為他是壹個隨和熱情的人。他曾經在日本朝日講堂做過演講。他具有人格魅力，這使得即使是第壹次見面也很有吸引力。”
酒井說，28年前我剛學中文的時候，喜歡讀巴金的《家》、《春秋》。我最喜歡《憩園》，它不僅體現了他早期的理想，而且有非常成熟的小說文本，在當時的世界文學中也是壹流的。
“我們應該培養新壹代年輕人學習巴金。如何解讀巴金，如何評價巴金，壹半屬於巴金本人，壹半屬於讀者。大家要努力給巴阿津更現實的評價。”
藝術最大的價值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交流。
采訪對象:樸藍瑛(水原大學中文系女教授)；
像所有韓國人的謙虛和禮貌壹樣，樸藍瑛教授在接受采訪時柔和的聲音給人壹種強烈的親切感。“我在大學第壹學期看了巴金的小說《家》，他在序言中引用了羅曼·羅蘭的話，“人生不是悲劇，而是奮鬥”。他樂觀的世界觀鼓勵我積極面對現實世界中的問題。他自己說，他在15歲讀完《告少年》後，找到了自己的終身理想。我也是15歲的時候看的《論藝術》。書中說‘偉大的藝術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否則藝術技巧毫無價值’。我也認為藝術最大的價值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交流，巴金的作品給了我這種感覺。”
1985年，樸藍瑛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巴金被樸藍瑛第壹次遇見他的香港中文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樸藍瑛覺得“文如其人，人如其文”，這句話用在與作品同壹個人的巴金身上非常貼切。
“昨天我在上海參加巴金的告別會。我很驚訝有很多人參加。在韓國，無論多有名的作家去世，都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大多數人都是自發參與的嗎？”(得到記者肯定的回答。)樸藍瑛說，巴金的作品之所以能吸引我，是因為他的思想性。巴金說，“大國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壓制個人自由，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質。”他本人強調自由平等，把世界建成人人自由平等的社會。他的壹生就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記者孫飛翔)
2005年10月28日+65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