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為救國理想和言論自由而犧牲壹條腿的青年；壹個陋室中為孩子編織毛線衣的父親；壹個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導師；壹個法律精神的詮釋者布道者；壹個為法治中國建設奔走呼號的社會實踐者，這些符號和形象所代表的歷史含義都很重要。
北京南四環壹幢普通民居內，校長江平隱居彼處逾10年。
這裏既遠離昌平區的中國政法大學，也避開薊門橋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江平選擇了孤獨但並不沈默的生活。
記者曾數次登門拜訪江平，壹條溫順大犬總陪伴身邊，各異仙人掌裝點著桌臺。溫和而又剛直，壹代法學泰鬥性格寓意其中。
滿頭白發稀疏、年到八旬的他精神矍鑠，字正腔圓地向記者滔滔不絕，對法律強烈關註讓這位老人眉宇時皺，他的聲音依舊振聾發聵：“法治在中國的發展，是退壹步進兩步，還是在不斷地前進。當然還要看到，現在有些地方是在倒退。”
江平雖只在1988到1990年間擔任了兩年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職務，但校長的稱呼卻壹直延續至今，這種“待遇”在法大歷任校長中並不多見。有1990年法大畢業校友對記者感慨：“江平是永遠的校長，他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精神符號。”
幾年前，江平題寫的“法治天下”流暢大字矗立於薊門橋校園內，這代表了江平終其壹生的理想，更成為中國法學人的思想歸宿。
江平凝重地說：“這也正是我的中國夢”。 江平對學生的愛護，讓賀衛方至今念念不忘。
1984年，中國政法大學慶祝成立壹周年（1983年北京政法學院更名），賀衛方等壹批研究生對食堂夥食不滿，在校慶時發動罷餐，賀和幾個同學把食堂門口堵住，說服大家加入到罷餐者行列。年輕氣盛的賀在人群中與學校官員辯論，人越聚越多，正口若懸河之際，突然被壹只有力的手拽了出來，擡頭壹看，正是江老師。
“衛方，妳能不能不要總是以反對派領袖自居？”江平語氣雖然不滿，但眼神裏還是壹片溫和，“事情都要壹步壹步解決。這樣的方式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壹年後，賀衛方留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有機會聽江平聊起過去：“在談到自己經歷的磨難時，他語氣平緩，反而是壹些體現人性美好的細節讓他刻骨銘心，這種積極樂觀的人生觀是江老師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
回歸北京政法學院講壇上的江平，憑學識人品聲譽鵲起，用他的話說“在歷史的特殊點上被重用”。
復校的北京政法學院，面臨著最大的問題就是師資和教材缺乏。“文革”這壹段，所有人都荒蕪了。老壹輩被打成右派的教師年紀很大，不可能再發揮能力；而五六十年代留校學生雖“政治紅”，教學方面卻很差。
曾被錢端升先生譽為“政法二才子之壹”的江平成為稀缺資源，“從蘇聯回來的沒幾個人了，而且我在燕京大學學習過，有壹定英語基礎，又有壹定俄語基礎，還有留學的經驗，學習過比較系統的（法律）課程，這在當時來說是很不錯的。”
江平突破法律禁區，壹上來就講《羅馬法》和《西方國家民商法》兩門課，把私權利的觀念引入了國內，讓禁錮多年思想和國際潮流接軌。
賀衛方回憶講壇上的江平，“江老師的課真是壹種享受。他站在三尺講臺上，器宇軒昂，壹口標準的普通話和悅耳的嗓音，談吐之中洋溢著知識的自信，兩千多年前的歷史典故和精妙學說，滋潤著學生們的心靈。”
這期間，江平主持制定新中國第壹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則》，這部劃時代意義法律首次肯定中國人的私權，被國外譽為“中國民事權利宣言”。壹批民事經濟類單行法陸續出臺，市場經濟法律“盲點”陸續補上。
1983年開始江平擔任副院長，親身經歷讓他對人才格外愛惜。文革後第壹批學生被重點栽培，留校形成“第壹批梯隊”，法學人才在“斷代”後噴湧。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貧窮的法學”，到九十年代“繁榮的法學”，江平視為“壹生中在法學教育方面很有獨創的、很蓬勃發展的壹段時間”， “實際上我在學校的主要貢獻也是在這壹段時間。”
1990年，主政法大兩年的江平被免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職務。
那年年底，江平60周歲生日。政法畢業生們自發為其操辦生日晚會，大家壹致要求江老師表演壹個節目。他裝著假肢的壹條腿不太靈便，卻步履堅定地走上前，唱了壹首美國工會運動的英文歌曲《我們決不動搖》。
去職法大校長整整二十年，壹些細節讓江平聊以自慰。
有壹年紀念法大校慶時候，主持人念在座校長的名字，恰恰到念到江平的時候，臺下開始掌聲不斷，“我非常理解學生對我的感情，我認為這是對壹個有正義感校長的支持。”
“只向真理低頭”，“法治天下”，“四年四度軍都春，壹生壹世法大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吶喊”…… 江平80周歲生日現場，中國政法大學現任校長黃進，將老校長名言倒背如流。 2009年12月28日，江平80周歲生日。
不知是否為寬慰各地趕來的弟子們，江平很樂觀地將活到90歲設定為“下壹個目標”，他說：“雖然年輕時失去了22年光陰，如果按60歲退休的話，我再幹22年，就可以補回我失去的光陰，我還有兩年就全部補回來了。”
被江平“計較”的22年，凝聚了他刻骨銘心的悲情，也濃縮了中國法律的悲劇。
“從1957年到1978年，我該失去的失去了，不該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時，除了這條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
江平的最低谷，出現在1957年。
這壹年，在“引蛇出洞”整風下，從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畢業回國任教剛壹年的江平，因向北京政法學院坦呈看法，壹夜之間被打成右派，從“人民的陣營”劃入“敵人的陣營”，不準許再從事屬於“國家專政工具”的法律專業。
放棄燕京大學新聞系投身革命、並第壹批公派到蘇聯的留學生，單純的江平對國內政治情況壹無所知。
如今，江平仍夢到被劃為“右派”那驚心動魄場面，醒來後心有余悸。
“右派”帽子讓時年27歲的江平厄運不斷，在蘇聯相識的新婚妻子迫於政治壓力與他分手。
在北京西山擡鋼管過鐵路，江平累到連火車聲音都沒有聽到，整個人被卷到了火車下，他幸運地活了下來，卻永遠失去了壹條腿。
打成右派、離婚、斷腿，接二連三的災難，在江平看來“還是可以忍受”，只是看問題的角度有了些變化，“從火車輪子底下撿回了壹條命，我覺得對人生應該有樂觀的態度，多活壹天是多美好的事情！”
那之後的歲月，江平在苦難中求生存：1963年開始教俄語，“文革”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幹校”勞動，1972年北京政法學院正式宣布解散，分配到延慶中學當政治老師，壹直呆到1978年北京政法學院復校。
其間，江平再次組織了家庭，妻子的父親是壹樣的右派身份。
江平學生曾聽師母回憶當年艱難：在延慶改造勞動的江平單身帶兒子，長城外冬天寒風刺骨，沒錢給兒子買棉衣，他把自己舊大衣給兒子改棉襖，還親手壹針壹線織毛衣。
江平也曾經對前途悲觀過，“文革”後期，他把省吃儉用從蘇聯帶回來的珍貴法律書籍，絕大部分當成廢紙賣掉了，這令他遺憾至今。
1957年到1979年與法律隔絕，江平經歷了知識分子最苦悶的22年，他視之為“人生最大的遺憾”：“我在能夠為中國法治事業做貢獻的時候，已經五十歲了，人生最黃金的時代，恰恰應該是在三十歲到五十歲這二十年，我喪失了人生最寶貴的時間。”
1979年，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北京政法學院時，白發已經爬上了江平的額頭。 壹年前，壹次中風讓79歲的江平倒下了。
因入院及時，手術最後比較成功。江平住了兩個多月的醫院。其中半個月裏，他雖然內心非常清楚但語言表達功能卡殼，說不出壹句話來，這嚇壞了眾多學生。
從來沒有服過老的他，身體雖恢復但大不如前。
“保命第壹，真是老了”，江平鮮有的壹聲嘆息，讓很多人擔心。
從《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到《合同法》、《公司法》、《信托法》，再到近年來《物權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與頒行，被稱為“中國法學界良心”的江平，多年來不遺余力地奔走呼喊，扮演著法治“布道者”的角色。
自1991年招收第壹屆博士，迄今已經19年。在這19年的時間裏，江平總計培養了近100名民商法博士。這些畢業生已經成為各條戰線上頗具影響力的青年學者、法官、律師。“這都是我非常不錯的學生，但我培養的學生，從事教學科研的比較多，當官的幾乎沒有，當大官的更沒有。”
病愈初愈，江平執拗地起身，以更高頻率現身說法，參與公***法律事件。
去年12月北大五教授上書要求修改《拆遷條例》引發轟動，江平先後在《財經》、《南方周末》等紙媒發表言論，又到鳳凰衛視現身說法，力挺對拆遷條例的修改。
“江校長在與時間賽跑”，他的學生向本刊記者透露，江老對於時間的珍惜於渴望超出壹般人的想象，他壹直堅守“只向真理低頭”，既不諛下，也不媚上。
2008年10月25日，壹次報告會的提問環節，有聽眾問起他對楊佳案的態度，江平說：“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審判決結果。”壹位聽眾旋即抓起話筒：“您在楊佳案上的觀點我不同意，假如我手裏有壹個雞蛋，我壹定會向您扔過去。”
在重慶“釘子戶”事件中，他認為吳蘋壹家拒絕拆遷的理由“不涉及公***利益”不能成立，遭致如潮的網絡圍攻。在許霆的案上，他也曾有過不順應“民意”的表態。
不過，這絲毫無損江平在人們心中的形象。
他壹生捍衛自由民主，卻不贊同民粹主義，“做法律的人要公正，應該關註群眾的利益，但是不是壹切都以群眾的感覺作為最高的感受呢？恐怕不行。”
在江平看來，中國真正的復興在於私權真正在人們頭腦中紮根，但過程會遇到艱難險阻， “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私權和公權的沖突，私權在公權中得到利益保護，這是我最大的希望。”比如我們最近關於拆遷法的研究，如何保證私人財產權在拆遷中的利益。
對山西煤炭行業兼並重組壹事，他依舊見解獨立：政府部門用行政強制手段把民營企業並入到國有企業的做法是錯誤的，這有違《憲法》、《物權法》等法律法規中對私人財產的保護規定。
“如果這種政策的多變性變成了壹種先例的話，可能造成民營企業家人人自危的後果，這是壹個很危險的信號。”
中風後遺癥讓江平語速變慢，“沒有像過去那麽敏銳”。但八旬翁仍不懈地為私權吶喊，與60年前在燕京大學“輿論報國”理想壹致。
2012年12月11日江平教授與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參加在臺北舉行的第壹節“光華學者論壇”，受到臺灣領導人馬英九的接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