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億獨生子家庭帶來的家庭風險

　應正視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家庭風險

　人口學家分析認為，當壹個屆時獨生子女滿10歲時，如果生育政策方面沒有大的變化，基本可以視為就是終身獨生子女。據估算，2005年全國30歲以下人口中終身獨生子女數量為1.5億人。這壹數據高於原國家計生委2007年公布的9000萬獨生子女總量。但無論采信哪個數據，獨生子女家庭都面臨相對較高的死亡、病殘、教育風險，獨生子女父母及獨生子女本身的養老問題也逐漸變得突出。在社會層面，獨生子女也意味著巨大的社會風險。專家建議，當務之急是果斷調整獨生子女政策，從?人口虧損?到?人口儲備?進行轉變。(10月26日《第壹財經日報》)

　國內外人口學家圍繞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爭論，已持續了很多年。包括贊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實施這壹政策的許多學者專家也認為，長期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抑制了中國人口過快增長，減輕了社會和經濟負擔，但其影響也不可避免與城市化、工業化帶來的?少子化?趨勢發生重合，從而急速帶來了勞動力供給的減少，讓經濟和社會運行面臨重大風險，整個國家的發展後勁很可能受到影響。

　事實上，世界銀行等很多國際經濟組織和投資機構近年來不斷調整對中國、印度經濟發展預期的評估，特別是調高對印度的評估等級，恰恰是因為印度的人口結構更趨年輕化，仍保持著較快的增長活力。

　但必須註意的是，主管部門及學界對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利弊和前景的探討，通常停留於(新增、年輕)人口對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作用層面。因為勞動力供給出現緊張，不僅學界壹致呼籲放開生育政策，而且主管部門中部分官員也加入了這壹陣營;而在過去，供給形勢尚未顯現出嚴峻態勢的情形下，更多官員贊同延續嚴控生育政策。

　相比之下，因為計劃生育、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獨生子女家庭長期面臨的各方面高風險及失獨家庭承受的困頓，卻未被引起足夠重視，使得相應的政策調整遲遲未能啟動。

　如果將獨生子女家庭的出現，納入中國改革開放因此不斷深化的城市化、工業化背景下進行考量，不難發現，這壹家庭結構改變了養育方式。城市化、工業化加速人員流動，並因此帶來相對更多的社會風險。很多孩子成長在陌生的居住環境中，獨生子女孩子更可能被納入更為嚴密的家庭保護，更難尋求近親、鄰裏、同學之外的同齡人朋友，陪伴其成長的更多的是電視媒體及後來的聯網計算機、手機，個性和行為方式發生變化。另壹方面，盡管父母會竭力嚴密保護獨生子女，但因為上班族面臨更大的'職業競爭壓力、更遠的通勤距離、更多的加班工作，很難做到盡職陪伴孩子，獨生子女長大後會因此與父母出現更為明顯的代際溝通障礙。

　養育方式被改變，以及因此出現的個性、行為方式差異及溝通障礙，使得很多成年的獨生子女無法做到與父母壹同居住(即便是婚前)。這使得獨生子女自身及其父母，更可能因為較小的身體健康、人身安全風險，引發更趨嚴重的後果，譬如獨居狀態下發病，陷入無人救助的困境。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後，更多獨生子女陸續進入中年，其父母進入老年，將有更多個體處於獨居缺乏救助的狀態。

　獨生子女家庭形成後，任壹家庭成員陷入嚴重病殘，乃至不幸死亡，都將引發更為嚴重的家庭危機。獨生子女死亡，獨生子女家庭變成失獨家庭，多數情況下，父母已經失去生育能力或不具備再生育撫養新子女的能力及意願。考慮到目前的養老保險覆蓋範圍和保障水平，失獨家庭中的父母，失去孩子就等於失去了主要的養老保障以及情感依托。

　筆者以為，無論主管部門就盡早放開生育限制、停止執行獨生子女政策有著怎樣的顧慮，都需要正視長期執行計劃生育、獨生子女政策，給1.5億個(或9000萬個)獨生子女家庭帶來的現實困難及未來潛在風險，推動多部門密切協作，加快相應的保障機制建設。首先，由政府出資，要為現有的學齡獨生子女所在的家庭，提供響應國家政策的專項醫療和意外保險產品。

　其次，應由中央財政統壹規劃及籌資，從大城市到中小城市、鄉村，建設更多的青少年托管場所，為現有學齡階段的獨生子女及非獨生子女免費提供課外時間和節假日托管服務，減輕職工家庭照看孩子的精力和支出負擔，減少青少年因同時缺乏學校、家庭、社區照看所面臨的社會風險。

　第三，尊重已成年獨生子女的養老方式，也要相應制定激勵政策，鼓勵老人居家養老，鼓勵已成年獨生子女與父母壹起參與社區等單位組織的公***文化活動，發放補貼支持跨地居住的已成年獨生子女將父母接到居住地壹起居住。與之同時，對於無法與子女團聚居住的獨居老人，基層政府及所屬的街道、社區等派出機構，應以定期體檢、定期組織社區活動、每日上門探訪、發放攜帶健康監測智能終端設備等方式，最大程度避免無人照應的悲劇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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