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數據，我國現有社會組織近60萬個，其中涉外機構不到600家，比例約為千分之壹。
這其中，真正能在境外開展公益慈善項目的社會組織少之又少;參與國際交流的社會組織數量相對多壹些，但質量方面目前較難判定;現今中國大陸有1000家社會組織加入了國際組織，臺灣地區有1200家左右，從人口、社會組織數量來看，臺灣比例要高得多;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做過壹項統計，能夠參與到國際組織核心部分，並擔任副理事長或者常任理事的，我們人數不過300多人，與整個中國的大國地位很不相稱;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中，非政府組織的全面咨商地位、特別咨商地位和名冊咨商地位，我們現在所占比例都很小，這限制了我們發聲、表達意願，很難有機會去參與國際事務。
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簡稱“民促會”)的主要工作是進行國際交流、國際合作。過去5年中，民促會參加國際事務已達上百次，建立了中歐交流機制、中美交流機制以及中日韓合作機制，參加了很多較為重大的聯合國的相關會議。
從資金的支持上來看，公益慈善組織參與國際事務普遍存在壹個問題—籌資難。首先是目標人群不易明確，各國國情有異，執行扶貧、救災、社區建設等相關項目時，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有不同的標準;同時，在國際間做項目成本太高;此外，還要考慮到相關人員的家庭問題、子女教育問題、在所在國的人身安全問題以及相關社會保險保障等問題。
國際視野、國際情懷，這是以“國際化”為戰略的社會組織的領導力需要具備的。有了國際化戰略，還要考慮自身是否具備配套的能力。
國內在理念層面能達到國際化程度的人才緊缺，在我們的教育體系裏，對國際視野、國際情操，或者用老話講，對國際主義情懷的培養不足，導致具備國際理念的人才缺乏;其次，中國人口結構決定獨生子女遠赴國外做項目也面臨很大挑戰;第三，到國際上做慈善項目，要突破語言和文化障礙，只掌握英語還不夠，到非洲還要講法語，到巴西要講葡萄牙語，到智利和秘魯要講西班牙語……不同的文化、宗教背景，能否良性融合，這都是難題;在相關項目中，更要保證人才的專業化。
從宏觀環境來看，社會氛圍是否支持社會組織走出去，這也客觀地影響社會組織是否需要將“國際化”當做工作重點。
在中國大陸，中國扶貧基金會做得相對較好，青基會也已積累了壹些經驗，壹基金剛剛開始走向國際。除本國的成功案例可供我們學習，壹些在華的國際組織也是很好的樣本。
過去境外非政府組織在華是沒有法律依據的，除了《基金會管理條例》中，很小壹部分談到了境外非政府組織可以登記外，大部分都缺少法律地位，只能靠跟中國的某壹個社會團體、基金會結對子，建立合作夥伴關系，或者設項目辦公室。包括蓋茨基金會、李嘉誠基金會、克林頓基金會等等在內，在華境外非政府組織也就30多家。現在全國人大正在制定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以後將有法可依，明確歡迎哪些組織來華，不歡迎哪些組織來華，但具體操作上，我希望能更加客觀、開放、寬容壹些。我們既然歡迎外資企業來中國投資，為什麽不歡迎境外非政府組織來中國做好事呢，做慈善、公益、環保、救災、法律援助我們都該歡迎，同時，我們可以借鑒它們走向國際的成功經驗和成熟規則。
除了政府、社會組織兩方面的因素外，要推動中國社會組織國際化進程，也需要公民具備相關意識。現在世界對中國的印象可能是有錢、購物，去日本買馬桶蓋，在法蘭克福機場“掃貨”，加上壹些同胞出國不太註意小節，諸如此類的問題難以避免，但盡量不要帶出去。我們過去講政府外交，逐步走向公***外交，又走向民間外交，現在正擴展到全民外交。每個人都是主體，無論是官員、工人、農民，妳的面孔都會代表中國，我們應該有這種意識，這對社會組織國際化的影響也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