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華爾街體系建立之初，因為兩個決定性的步驟，使得美國資本主義重樹主導地位：壹個是割斷美元與黃金的直接聯系，使得美元價格能按美國財政部的意願來變動，整個世界經濟因此被推向壹個純美元標準。就這樣，美國政府能夠隨意左右美元的國際價格，由此造成的經濟後果由其他國家來承擔，美國能夠自我保護，不受影響。還有壹個是試圖確保國際金融關系不再受國家中央銀行的控制，而是越來越多地由英美私人金融機構進行操縱，這樣就使得英美金融體系和美國金融機構迅速建立了國際主導地位；它使許多國家特別是南部國家的金融體系和匯率，越來越受到美國金融市場發展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壹體系中，美國幾乎不受任何法規的制約，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決定國際金融市場上競爭壓力的形式和所使用的國際規範種類，它在政策選擇上的自由度相當大，壹切以符合美國資本主義的利益為標準，而且不用承擔任何風險。到此，我們就大抵明了了華盛頓全球賭博的兩個主要的賭資，這兩大賭資似乎大抵確保了華盛頓在這場全球賭博中居於絕對主導性的地位，而且只會贏不會輸。
美元—華爾街體系的觸角強迫性地延伸至世界的每壹個角落，沒有壹個國家和地區可以避免與它發生關系，不同的只是不同的國家可以自己選擇與它發生關系的方式（有時候也許是別無選擇），以盡量地保全本國的利益。美元—華爾街體系與各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可謂是牽壹發而動全身的關系：美元價格的突然變化會導致壹個國家的貿易差額和貿易條件發生突然的變化，政府就會面臨這樣壹個選擇：從華爾街融資，以此作為壹種緩沖，或者進行本國經濟的宏觀調整。這就是上面所說的各國政府可以自己選擇與華爾街發生關系的方式。說是自己選擇，其實是看各國政府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看它能否通過向國內的各種社會團體攤派費用，來平衡預算並扭轉貿易逆差的局面。如果這樣做有困難，那麽該國政府可能就會選擇從華爾街融資。但是政府選擇這樣做，只會在將來造成更大的調整方面的問題。那些采取借款方式的國家——中東國家、拉美國家和部分原蘇聯集團國家（特別是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都陷入了債務危機以及經濟蕭條。而走國內調整路線、避免債務陷阱的國家主要在東亞，這些國家經受住了由新體系的建立帶來的沖擊，並持續發展。但是，華盛頓不會聽任這些新的經濟增長中心發展成為它的威脅，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元—華爾街體系的首要任務是打入東亞市場，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則是美元政策突變、國際遊資湧入、對沖基金沖擊等多重因素***同作用下的結果。
當然，金融危機並非美國及其同盟（西歐）這些賭徒操縱美元—華爾街體系的最終目的，它們只是想利用這些國家的經濟蕭條和金融危機，來作為它們力圖打開這些國家的市場、重組這些國家的國內社會體系的壹種借口，這樣，它們就可以在這些國家獲得最大程度的優勢：控制當地產品市場；購買當地公司資產，以使資本集中於美國及其同盟的控制之下；利用當地巨大的廉價勞動力資源；為了投機目的而有效控制當地的金融體系；等等。當然，強權國家往往會為這些活動中的大部分找壹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是為了指導那些被認為是無知和無能的南部國家政府恰當地處理國家事務，是為了幫助它們償付債務，或者是為了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向它們提供援助，等等。
在這場許多國家經濟衰退和陷入金融危機的潮流中，美國果真是那個笑到最後的大贏家嗎？它果真是壹個能控制世界經濟和政治的無所不能的霸主嗎？彼得·高恩給了我們壹個斷然的否定。隨即，他撕破了美國的畫皮，壹語點中了它的要害處。經濟全球化註定了美元—華爾街體系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關系是互相影響的，南部國家及原蘇聯集團國家的經濟衰退與金融危機對世界產品市場的影響勢必會間接地反作用於美元—華爾街體系。而這時候，美國經濟已經由於國際金融自由化的極度膨脹而變得極度扭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脆弱，已經無力抵擋它無法完全控制的市場力量的沖擊。
在世界經濟領域中，市場是壹只無形的手，雖然它曾被美元—華爾街體系這個賭徒牢牢控制，為所欲為，但它終會擺脫畸形的控制，回到其自身的軌道，並給肆意違反規則、妄圖控制全局的賭徒壹個大大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