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孫隆基的中國文化深層結構
摘要:近代前夕，中國文化猶如走進死胡同，死水壹潭，無風不起浪。隨後，西方文化的傳入為中國的文化反思提供了壹個全新的參照系，也為中國文化的重生創造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但是，歷史的發展見證了歷史的慣性。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來自傳統深處的力量。正視這種力量，深入吸收西方文化，才是我們的出路。關鍵詞:身體傾向，理性精神，世界情懷，責任感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其實歷史研究或者其他任何研究都是為了當下。沒有這個“立足點”，任何學科都會失去生命力。那麽，如何理解當下的中國社會呢？孫隆基對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為我們提供了壹個獨特的歷史文化視角。從中西比較看中國文化的個性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迫打開國門，成為整個世界的壹部分。同時，西方文化的傳入為中國文化提供了壹個全新的坐標系，也為中國文化帶來了自我反思和自我發展的機遇。100多年來，在強大的西方文明的強大壓力下，在失去權力和土地、被迫簽訂壹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屈辱下，中國很多人陷入了“西方文化就是現代化”的無意識。而5000年的民族自豪感“驅使”我們去比較什麽是傳統，什麽是西方文化，努力尋找中西文明的相似之處。誠然，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也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較視角下寫成的，但其重點並不在於中西文化的“* * *”，而在於雙方的個性，尤其是中國文化。
與當下流行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國文化中“人”的設計是“二人”。在《論語》中，“仁者也，人也”是中國文化對人最基本的“定義”。從“仁”的形狀來看，是兩個人的意思。孝作為仁的基礎，是典型的父子兄弟關系。全社會的“五倫”也是父子兄弟關系的延伸。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是壹部建立在兩人關系基礎上的“禮儀制度史”。在人類早期，“選擇”社會中血緣關系的構建，並在此基礎上從家庭、宗族擴展到整個社會，這是中國文化的壹個特點。所以“中國人做的事，別人就壹定要說是合法的嗎？”(1)壹旦離開了“關系”，作為個體的中國人就沒有了意義。這種“二人”關系導致了中國人的“他律”人格。
中國文化註重現實，缺乏超越性。在文明時代，中國人並不缺乏神靈的概念。而中國人似乎早就意識到了神靈的虛無，創造了關註現實的文化傳統。作為中國大多數人心目中的“超越”概念，天還是人為建構的，因為“天以民為己，天聽民言”。“天”是禍是福，要看世間人的作為。對於鬼神，中國人總是“敬而遠之”。俗話說，“壹個孩子談不上怪力的困惑”，還有“不知道生，怎麽會知道死”。至於道家，西方文化中也沒有靈魂超越的概念。老子的“道法自然”不過是對現實的壹種消極適應；莊子的逍遙遊是對個體與現實“關系”的被動逃避，仍然沒有來自個體靈魂的積極訴求；後來產生的道教，單純以追求肉體長生為目的。這種現實主義的思維取向，使中國文化呈現出壹種泛“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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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趨勢。所以，孫隆基認為“中國人的人生意向就是壹句話養活自己，養活父母，養活子女”，而超越個體存在的最高集體境界的“和平”與“大同”，也讓整個世界“有了支撐”。②
為了實現家庭和睦和世界和平，中國人特別重視道德的力量。所以要“孝為父”，所以要“忠為君，忠為臣”，所以有“餓死是小事，滅人是大事”和“存天理，滅人欲”。但這種道德不是“個人對自身操守的維護”，而是“社會道德”，是靠群眾的壓力或“牛逼的話”來維護的。(3)因為，“父慈子孝”和“君子仁臣忠”都是建立在兩者的關系上的。因此，這種道德是壹種“社會角色規範”，它的建立有賴於“人心”的感受，從小的角度來說，這種“同理心”有利於良好人際關系的建立，使人得到兩端滿足；壹般來說，這種“同理心”會決定人們的感受，直接成為政權更叠的重要力量。這種對“心力”的過分強調，賦予了中國文化強烈的泛道德色彩，不僅“掩蓋”了歷史人物，也對現實產生了直接影響。鴉片戰爭爆發後的相當壹段時間裏，壹味依靠“民心”抗日，醞釀了許多禍國殃民的行動。
近代以來中國人對待西方文化的幾種心態。
近代以來，外敵入侵打破了中國現有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向中國輸入了壹種不同的異質文明(西方文明)。面對強大的西方文明，中國人民表現出了不同的心態。從1840開始，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中國人還是把中國當國家，把西方國家當蠻夷。他們的文明只是壹種小技巧，壹種奇怪的技巧，絕不能與中國的禮儀相提並論。鴉片戰爭時期，負責與前方蠻夷談判的官員，極力阻止蠻夷的大臣進京見皇帝，甚至不惜出賣國家利益，因為他們沒有資格見皇帝。後來洋務運動實踐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但仍然沒有突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格局。甲午戰爭後，國家更加開放，但國運日益萎靡。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人對西方文明有了更深的了解。先是康梁學派積極鼓吹君主立憲，為了振興國家而模仿日本，然後是革命派的興起和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然後出現了新文化運動和科玄論戰。從甲午戰爭到第二次抗日戰爭，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心態是復雜的。康梁早期積極向西方學習，後來卻“反反復復”，康有為被指責為保守。梁啟超在學習西方之後，也認為“中國絕不應走革命民主之路”。④嚴復在翻譯進化論時自動拋棄了(生物)進化論必然性帶來的悲觀主義，而是刻意激勵中國人積極競爭生存。孫中山壹生致力於革命，試圖推翻封建專制，建立民主共和國，但他也看到了西方制度的缺陷，提出了民生主義，要求“控制資本，平均地權”。胡適和丁文江雖然堅持“全盤西化”，但這不過是矯枉過正的權宜之計，最終目的還是取長補短，融合中西。
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的分支。雖然它很早就被介紹到中國，但它引起了中國人的註意，並與俄羅斯的十月革命有關。長期以來，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無非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的成功鼓舞了中國人民。國民黨提出了“聯俄、聯* * *、助農工”的主張，而* * *生產黨則直接成為* * *生產國際的壹個分支，長期直接隸屬於莫斯。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在理論和實踐上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用這種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 * *產黨，不僅在抗日戰爭中壯大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在抗戰勝利後打敗了國民黨，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國家。然而，這種成功似乎並不是外國馬克思主義的成功，而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的生產者通過馬克思主義調動了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這種“動員”在特殊情況下固然可以實現“天下大同”，但壹旦外部壓力消失，就會出現“天下大亂”，因此，這種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因素遠遠多於外部(西方)因素。
面對西方文化，上述心態並不壹致，但他們的“中國人格”無疑是壹致的。首先，這些人有意無意地扮演了傳統士大夫的角色，並沒有從根本上擺脫“二人”的思維模式，而是從單壹的“個人對個人”轉變為“個人對國家”，這也是傳統士大夫的責任。其次，這些心態是功利的——為了“保國、保種、保教”——而這種“現實主義”也是中國文化的特質。因此，可以說，中國人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從來沒有超越過“狹隘”的“物的概念”。中國人向西方學習，不是為了踐行中國文化，然後把這種文化延伸到“人”的壹生，而是為了“救國救民”。第三，在緊要關頭，傳統道德因素得到了充分發揮，“以人為本”的文化傳統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民族危亡的形勢喚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也逐漸喚起了全體人民的責任感。俗話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西方文化的“神器”定位也體現了傳統文化對人的重視。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我們仍然宣稱這是壹場“獨立”的改革。當前中國社會幾個流行現象的文化分析
歷史不可能憑空創造，當代人必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毫無疑問，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無論這種轉變走向何方，以下現象都值得註意。因為這些現象與我們的文化傳統密切相關。
第壹，唯物主義盛行。無神論自古以來在中國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國成立以來，馬克思主義被奉為壹體，唯物主義成為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意識形態。改革開放後，唯物主義從理論走向實踐，幾乎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整個社會充滿了物質主義和利益。這種現象就像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這樣描述當年的香港，“發展起來的是中國的‘身體文化’”。⑤如果說，改革之初物質生活相對貧乏的時候，人們為了填飽肚子，不得不把精力集中在“物”上，那麽改革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依然是“物質第壹”，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實上，這種傾向在男孩和女孩的婚姻討論中尤為明顯。女方結婚時，大多希望男方能“步入現代化的境地”，有房有車有好工作(意為“終身保障”)，但婚後大部分時間她都做了“負面假設”。在這方面，男方也願意甚至聚集兩三代人的力量來“做這件事”。“先不說有沒有‘三不孝為大’的觀念，但他們對兒孫的婚事考慮得那麽多，那麽重視，實際上已經窒息了他們的精神生活。第二，人的個性得到了部分解放。改革開放就是要打破大鍋飯，創造平均主義。所以改革後，個人從以前的集體生活中解放出來，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誌主宰自己的生活。於是中國出現了第壹個個體戶，第壹個鄉鎮企業，第壹個成人用品店，第壹個個人更衣室，第壹個股票，第壹架私人飛機等等。這壹系列新事物的出現，壹方面是人性回歸的必然。束縛人性的枷鎖壹旦松開，在本能的驅使下，人會自動開發自己的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