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子庫,已實現和未實現的生育夢想
本報記者/彭
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人類精子庫,被招募的捐精者在接待室和咨詢室進行了交流和簡單的面談,然後被帶到下壹個精子采集室。這個不到5平米的房間,只有壹張沙發和壹張小桌子。取精後,誌願者會通過小窗口直接將精子樣本轉移到實驗室。通過精子檢測的誌願者還將接受多項身體檢查,以確保沒有遺傳病、性傳播疾病和細菌感染。
經過層層篩選後,捐精者正式進入捐獻程序,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他們需要在七八次捐獻中收集大約20毫升或40管精液。處理和編號後,將收集的精子保存在-196度的液氮中。半年後,當捐獻者再次被檢測出艾滋病毒呈陰性時,壹次完整的捐獻就結束了。儲藏室看起來像幾十個深綠色的鐵罐,但裏面裝著成千上萬個隨時可以復活等待生命的精子。
雖然北醫三院精子庫於2016年正式投入運營,但這裏的精子庫業務依托全國排名第壹的生殖醫學科發展迅速。但是,對於中國那些願意生孩子的人來說,由於政策和法律上的壹些障礙,精子庫的存在可能只是為了解渴。
供大於求和精益短缺並存。
中國約有3000萬對夫婦患有不孕癥。在學齡夫婦中,不孕癥的平均發病率在10%和15%之間。不過,中華醫學會男科分會主任委員、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泌尿外科主任醫師江蕙強調,這個數據是20年前的數據。現在受晚婚、食品衛生問題、生活節奏快、長期加班等因素影響,雖然沒有更新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但大家都感覺不孕不育的發病率在壹路攀升。
男性原因導致不孕的案例很多,如精子活力不足、精子畸形、輸精管堵塞、無法將精子輸送到輸卵管等。在諸多因素中,約10%的男性不育來源於藥物甚至手術都無能為力的無望境地。正如江蕙所說,地裏沒有種子,妳什麽也做不了。這個時候,就是人類精子庫裏那些0.5ml小試管的冷凍精液出現的時候了。
第壹家人類精子庫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公元1960年代的美國,當時捐獻精子是大學生快速賺零花錢的小生意。直到20年後,艾滋病流行,精子庫才被迫走出不規則的灰色地帶。隨著大量檢測和篩查的高額費用,醫療機構開始退出,被商業機構取代。幾乎與此同時,中國人類精子庫開始在湖南、北京等省市落地。根據國內規定,我國人類精子庫嚴禁商業化。
壹對夫婦想用精子庫的精子。生殖中心要求男方到男科做睪丸穿刺檢查。在確認自己不孕後,還要對女方進行檢查,以決定采用什麽樣的生殖輔助方式受孕。夫妻雙方還需要簽署承諾書,聲明沒有違反國家相關計劃生育規定。
依靠這些收集到的精子,壹個新生命可以通過兩種方式誕生:當女方生育能力沒有缺陷時,可以采用供體精子人工授精(AID),即將處理後的男性精液直接註入女性宮頸管;如果女方也有先天缺陷,或者三次輔助都失敗了,那只能選擇試管嬰兒技術。促排卵後,精子和卵子在體外結合,然後將受精卵移植回女性子宮。
目前,全國批準建立了26家精子庫。他們的存在為男性患有無精子癥和弱精子癥的家庭實現生育願望提供了可能。北醫三院的輔助生殖技術在國內名列前茅。其精子庫自2016正式運營以來,壹直致力於為院內生殖中心提供精子。後者的輔助生殖以每年50%~60%的速度快速增長。2018年開展案件2000件,預計今年完成案件3000至4000件。
但是江蕙仍然感受到運營精子庫的壓力。精子庫對每個捐精者的投入在1萬元左右,其中包括5000多元的捐精補貼和染色體、性病、精液等檢查的費用,場地和人員的費用就更不用說了;但是精子庫的運營模式非常單壹,而且由於宣傳力度不夠等原因,能夠直接帶來收入的自體精子保存數量極其有限。以北醫三院精子庫為例。這裏壹年能采集到1萬多個精子,但自我保存的精子不到200個,極其有限。美國精子庫的比例高達80%。
自體精子保存是指對暫時不想要孩子的人,或從事高危職業的人,如化療、放療等損傷精子的人進行生育力保存。更糟糕的是,為了避免近親繁殖和社會倫理風險,中國壹個捐獻者的精子最多只能讓5名女性懷孕。相比之下,歐美國家就寬松多了。比如美國同樣的精子來源可以提供25個嬰兒。中國嚴格的使用標準意味著每個精子的成本更高。
從人類精子庫收集的精液樣本。攝影/文然
與人們對精子短缺的普遍擔憂相反,儲存在精子庫的精子實際上供大於求。2016年,全國24家精子庫保存了20萬個精子,實際只有壹半的精子離庫。2017年冷凍的19,000個精子中,只有9萬個投入使用。
雖然目前精子庫不存在精子短缺的問題,但是精子的來源確實不容樂觀。壹方面,補貼5000元以上的誌願者越來越難招。江蕙說,他曾經給大學生5000元,他認為這是壹大筆錢。現在他們為了這個錢要來回跑十幾趟,都不想來了。另壹方面,合格供體的選擇率也在逐年下降。以湖南省為例,據統計,捐獻者合格率從2006年的46%下降到2015 18%。
精子質量下降是全世界面臨的未解難題。世界衛生組織(世衛組織)2010發布的《人類精液檢查與處理實驗室手冊》第五版與上壹版相比,主動降低了精液的合格標準。生殖醫學專家、中科院院士黃鶴峰說,上世紀80年代初,她剛上大學的時候,壹個精液只允許有20%的畸形,現在第五版可以容忍96%的畸形。然而,目前我國精子庫的選擇標準仍參照《世衛組織》第四版。因此,有專家呼籲精子庫的選擇標準也要相應調整。
海外選精之路漫長而艱難。
在國內精子庫供大於求的情況下,國內部分新女性仍在海外尋求選精。
據媒體報道,這些人大多是世界500強企業的高管,或者壹些互聯網巨頭的高級白領。他們沒有找到合適的伴侶卻過了最佳生育年齡。他們在海外選擇精子,能選擇的基因都很優秀。壹個長得像迪拜的哈曼丹王子,黑發高鼻深目;壹個是前美國海軍陸戰隊成員,擁有MBA學位和法學博士學位。出生的混血嬰兒有著圓圓的大眼睛,棕色的頭發和雪白的皮膚。
但是,對於更多沒有步入傳統婚姻,缺乏強大經濟實力的女性來說,生育夢想還相當遙遠。2003年,原衛生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技術規範》明確規定,禁止對不符合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律法規的夫妻和單身女性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目前我國絕大多數女性能否合法生育,仍然取決於她是否按照婚姻法規定進入存續婚姻關系。
國外選擇精子的背後,是國內單身女性在國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的現實壁壘。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馬以南指出,國際公約和國內很多法律條文都明文保護單身女性的生育權,但這些看似美好卻很模糊的規定並不意味著實質性的賦權。
現行法律政策對單身女性生育權的限制,不僅為她們獲取精子設置了障礙,即使她們繞過國內法律程序,從國外購買精子懷孕,在國內也面臨諸多限制。例如,根據各省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不遵循傳統婚姻登記程序的當事人往往面臨各種限制和懲罰措施。比如有的地方要補辦結婚證,有的要繳納社會撫養費,有的要罰款甚至開除工作單位。2019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惠州市政府副秘書長黃細花呼籲保護未婚女性生育權,取消歧視性政策,無條件登記非婚生子女。
在壹些國家,人們普遍推遲結婚和生育年齡,以至於不能生育,而女同性戀者和單身女性生育權的逐步承認和合法化,促進了對精子庫的需求不斷增加。但是各國政策還是有差異的。在英國和荷蘭,匿名捐款是違法的,而在法國和西班牙,只接受匿名捐款;美國對捐獻者的報酬沒有限制,但大多數歐洲國家只能補償誌願者的費用;在中國和法國,不允許單身女性和女同性戀者進行輔助受精,而在丹麥和美國,則沒有這種限制。
單身女性和女同性戀夫婦的生殖需求,以及壹些國家對這種非傳統婚姻的限制,使得丹麥克瑞奧斯等國際商業精子庫找到了市場空間。得益於互聯網、幹冰技術和全球快遞運輸公司,買家可以直接在網上下單,然後運輸到當地的生殖中心。這是壹筆大生意。
根據《經濟學人》2017年的報道,壹個商家需要支付給捐贈者的價格大約是100美元,他的精子可以分成五個小管,每個小管的價格在500美元到1000美元之間。2025年前,全球精子庫業務規模高達50億美元。這是壹個競爭激烈的市場。壹些精子庫承諾提供最高質量的精子,而另壹些精子庫則炫耀其捐贈者的詳細信息。
克瑞奧斯位於丹麥第二大城市奧胡斯,是世界上最大的精子庫。今天,大多數訂單來自網上,並被運往100多個國家。如果妳瀏覽它的網站,妳可能會誤以為這是壹個交友網站,在這裏捐贈者被貼上了學歷、身高、長相、職業等標簽,甚至通過壹小段錄音就能聽到他的聲音。這種營銷技巧與其客戶群體的畫像不謀而合。克瑞奧斯(Cryos)的創始人OleSchou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其60%的買家都是單身女性,她們心慌、沒有耐心、非常挑剔,需要快速找到優質精子。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職業包括醫生、工程師、律師等。,註重職業發展;他們有生孩子的物質條件和強大的社會資源,也準備好獨自承擔撫養孩子的責任。雖然通常會晚壹點,但她們還是想趕在還不算太晚之前,搭上分娩的末班車。
OleSchou說他的精子庫也有來自中國的買家。但由於監管制度嚴格,雖然他們可以在網上下單,但他們只能將精子運送到鄰國的診所,如柬埔寨和新加坡,在那裏接受懷孕治療,然後回國分娩。
我準備做試管(寶寶)。精子庫那麽多,科萊斯,歐陸,費爾法克斯,加州,價格也便宜。隨便挑吧。真的很多身高180+的碩士(碩士)甚至博士(博士)都能看到照片。壹位明顯是海外精子庫潛在買家的網友說,但她的經濟實力不容小覷:我個人在二線省會城市有四套房子,加起來600多平米,有不少於654.38美元+0.5萬的流動資金,加上父母和陪伴我十幾年的女朋友的支持,才做出這個決定,而且我們還在做移民。但對於絕大多數女性來說,除了跨過前述法律的門檻,又有多少女性擁有如此優越的物質條件,能夠負擔得起在海外選擇精子呢?以這種方式完成分娩,仍然是壹小部分人可以享受的奢侈。
承認單身女性的生育權已經成為壹種世界趨勢。但如果要在中國實現,顯然需要壹個漫長的過程。馬以南說,技術進步完全有可能創造壹種新型的家庭結構,我們不應該因為害怕改變而拒絕承認非傳統生育。至於孩子在多元家庭中成長是否有利,給予單身女性或女同性戀生育權是否會沖擊傳統家庭結構,他認為關鍵在於如何解決由此產生的問題,而不是壹味禁止。
原文來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