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部差距有自然地理、資源稟賦等客觀原因，有發展戰略、政策選擇等主觀原因，也有制度演進差異等因素，但究其根本，還是東西部資源配置差異造成的。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資源配置主體、資源配置模式、資源配置環境、資源配置平臺的差異。在資源配置主體方面，東部地區較早引入市場經濟體制，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大量引進外資。資源配置的主體是企業，非公有制企業比重較大；在西部，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非公有制企業和外資企業發展滯後，資源配置的主體更多是政府，企業尤其是非公有制企業的比重很小。在資源配置方面，東部地區以市場為最主要的資源配置手段，而西部地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較弱，政府占據主導地位。在資源配置環境方面，改革開放初期，東部地區在經濟體制改革、財政金融政策改革、引進外資等方面獲得了先行先試的權利。，同時國家在政策和資金上給予大力支持，率先優先發展；而西部地區很難享受到東部地區開發早等諸多優惠政策，政策上的先發優勢和後發劣勢加劇了差距。在資源配置平臺方面，東部地區在發展初期以“特區”為龍頭，形成不同的經濟板塊，板塊之間的相互輻射與合作形成了珠三角、長三角等經濟發展平臺，極大地實現了資源的優化配置；而西部大開發更多的是單兵作戰，省區之間合作較少，缺乏更廣闊的經濟發展平臺。
當前，縮小地區差距，實現協調發展，探索促進東西部經濟協調發展的途徑，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壹是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推動資源配置主體轉變。首先，樹立適應非公有制經濟大發展的新理念，認識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就是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其次，推動非公有制經濟向更高層次、更大規模發展。在增加其數量的同時，要引導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高其管理水平。第三，規範政府行為，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政府明確界定在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和職能，發揮政府的服務、引導、協調和監督職能。
第二，加快西部地區市場化進程，促進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變。推進市場化改革，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市場規則調整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要進行觀念創新，擺脫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中強調穩定、厭惡和害怕風險的“平等、依賴、必然”思想，樹立追求效率、敢於面對風險、迎接挑戰的市場經濟觀念；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轉變政府職能，進壹步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規範政府行為，建立服務型政府。
第三，加強政策支持，促進資源配置環境優化。首先，要給予西部地區不同於東部地區的切實有效的特殊政策。比如，把以Xi安為中心的關中經濟區定為國家自主創新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賦予該區域經濟發展“先行先試”的權力；以榆林為中心的陜甘寧能源基地被定為國家“西部能源開發特區”，臨潼旅遊區被定為“西部旅遊開發特區”，以發揮西部地區的資源優勢，提高資源產業發展的積累水平和配套能力，增加產業厚度，通過特區建設提高產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其次，實施不同的宏觀調控政策。中央政府充分考慮西部企業的實際情況，在調整的時機和力度上給西部企業壹個自我調整的機會。再次，模仿固定資產折舊方法，提高礦產資源開發折舊率，提取足夠的折舊費解決東部地區消耗西部資源、破壞環境的問題，搞好資源開發中的生態環境建設。
第四，做好“亞經濟區”建設，打造壹流的資源配置平臺。“亞經濟區”是指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成渝地區、關中地區等三大區域劃分的基礎上，對經濟區域的進壹步細分。因為東中西部的劃分太籠統太廣，很難集中力量重點建設。隨著亞經濟區的劃分，人、才、物可以在更有效的範圍內集中，從而在更大範圍內發揮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促進、輻射和滲透作用。亞經濟區域建設最有效的載體是城市群。城市群的建設改變了資源配置的空間，形成了不同類型城市之間的優勢互補，擴大了城市之間的社會分工體系，使產業要素在更大空間和更高層次上的優化配置成為可能。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前20年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是點驅動的，未來10年和未來10年的經濟增長是組團式發展，即以組團式城市群的發展取代單個城市的擴張。因此，在“十壹五”期間，應大力推進西部地區主要城市群的建設。西北地區應加快建設以Xi為中心的關中城市群、以榆林為中心的胡寶-湖北城市群和陜甘寧亞經濟區，以振興整個西北地區的發展。西南要繼續推進成渝經濟區建設，把西部功能區與城市群、城市間的經濟合作聯系起來，以點帶線、以點帶面，依托城市群、亞經濟區，實現重點發展。
來源:陜西日報